在一些鄉鎮街道、村居社區，越來越多的牌子懸掛在基層單位的墻上門上，大大小小動輒幾十塊。不少群眾反映，這些地方只負責掛牌，卻無相應功能為百姓提供服務。由形式主義催生的掛牌過泛過濫現象近年來有加速蔓延跡象，“牌子滿墻”成為基層治理鏟除不盡的“野草”。
牌子輪流掛，誰來檢查就掛誰的
為明確責任、抓好工作，基層掛個牌子無可厚非。但半月談記者走訪發現，為了考核評比、創建先進，為掛牌子而掛牌子的現象并不少見。相關規定不僅要讓牌子上墻，還要見陣地見人見機構。
在貴州省貴陽市某社區服務中心，走廊墻壁上掛滿了來自各單位、系統的牌子，大小形體不一，半月談記者粗略數了一下，林林總總達30多塊。
無獨有偶。在貴陽市另一個大型社區辦公樓二層一處小角落，懸掛著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領導小組辦公室、見義勇為信息工作站、“掃黃打非”工作站、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中心4塊牌子。
三層7間辦公室至少掛了17塊牌子。其中一間辦公室有5個陣地：市民學校、社區消防培訓學校、道德講堂、青少年道德講堂、家長學校教學活動室;另一間辦公室也有5個陣地：職工書屋、未成年人活動總站、省圖書館社區流動點、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文化學習室、遠程教育大數據技術推廣服務點。
半月談記者注意到，這些掛牌來自黨群、文體、計生、科普等多個條線，但一般工青婦、老幼軍工作相關的牌子較多，其中一些還存在明顯的功能重復。
在湖北省荊州市某村，今年5月村委會墻上的86塊各類標識牌和制度框拆掉了，只保留村支部、村委會、村務監督委員會、黨建評星晉級等4塊。原來，當地4月份召開了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集中整治動員大會，該村村委會室內室外“牌子滿墻”問題被曝光批評。不過，近日半月談記者再次回訪時有干部卻反映，整改情況不容樂觀，有反彈跡象，還是牌子輪流掛，誰來檢查就掛誰的。
領導一關心，牌子就多起來了
半月談記者在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一村莊看到，新修的辦公木房外掛了15塊牌子。為節省空間，有10塊集中擺放在一塊區域，包括村工會、經濟、治安、調解等委員會以及縣派出所駐村警務室、村綜治工作站、村民兵連等。
“領導一關心，牌子就多起來了。”該村支書坦言，以前村里偏遠、貧窮，被稱為“光棍村”，2013年縣委書記開始對口幫扶村寨，一下子就變為了遠近聞名的樣板村，后來又相繼成了省里多個部門、一些重要領導的聯系點。
“如果沒有那么多檢查，下面也不會去掛那么多牌子。”湖北某市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直言，有一些盆景村、迎檢村、示范村，在公路沿線，自然條件好，交通又方便，檢查工作的部門往往去得多，于是他們的牌子就多。
江西省一名縣級干部坦言，在自己掛點聯系的某社區，只有5個工作人員，卻掛了29塊牌子。“有些牌子可能是需要的，但有些確實沒什么用。”
他分析，一個主觀原因是每掛一個牌子可能就能方便拿到項目。比如說掛一個社區戒毒康復室的，到上面可能就能拿到幾萬元的項目資金，再比如說拿到省里面的關愛留守兒童的牌子，刷刷墻、掛掛牌，就能拿到5萬元，作為基層工作經費，所以社區也有跑點掛牌的積極性。
另一方面，有的上級部門也需要下面掛牌，不管下面有沒有人做事，反正牌子要先掛上。比如說農家書屋，每個村都有，但很少有人去看，就鎖起門來蒙灰塵，打開的話還要請人運管維護。電腦閱覽室也是當擺設的多，沒有真正用起來。掛牌之后，又涉及上級檢查，一般都要建一個領導機構、制度要上墻、還要掛一個記錄本。
半月談記者在多地調研中也發現，這類形式大于內容的掛牌，還表現在一些電商進村綜合示范點、科普鄉村e站等方面，一定程度上帶來了資金浪費，也讓群眾反感。
“牌子再多，辦不好事兒也沒用。”有群眾說。“去年村里做牌子就花費了1.9萬元，確實有點浪費。”一位村干部說。
“并同類”“摘虛牌”回歸服務本職
基層組織直接面向群眾，重在提供服務，然而一味掛牌子、“上墻”不“上心”，把基層變為衙門，就成了一種形式主義，必須破除。
多名基層干部建議，基層掛牌要體現服務性、貼近群眾需求，沒必要面面俱到，也沒能力面面俱到。每一個牌子背后都代表著一類事務，不能搞成“上下一般粗”，要分清楚哪些是需要縣鄉統籌的，哪些是要分派下去做的，哪些是可以幾個村一起做的，哪些是可以合并整合的。
針對牌子過多過濫的一些典型問題，紀檢監察機關也應牽頭組織、民政、編辦等單位開展專項治理，嚴格機構設置、切實規范管理。
但清牌減負也不單單只是清理門面，因為往往有形牌子好摘，無形臺賬、考核難除。要想治標又治本，還應重點從強化基層組織服務能力入手。
“未來的治理是政府主導，各種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目前一些社會團體還不夠成熟，正處于培育階段。”一名基層干部表示，應大力培育基層社會組織，探索政府購買服務，給社區“減負”，從根本上解決社區“牌子”多的問題。
此外，也可借助現代信息手段完成精準代辦服務，真正讓數據多跑路，讓群眾少跑腿。一些社區干部也呼吁，只有人力、財力、物力等資源向社區聚集，才能讓管理、服務“一竿子插到底”，真正落實到群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