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歷史長河跨入新時代，處在嶄新歷史方位的中國，又一次發出時代強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變化的時代，不變的初心;變化的矛盾，不變的奮斗。
以人民幸福為己任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開展偉大的社會革命，為民族復興和人類發展書寫新的華章。
一
日月開新元，天地又一春。
3月5日，人民大會堂。人民的盛會唱響新時代的凱歌。
“五年來，經濟實力躍上新臺階。國內生產總值從54萬億元增加到82.7萬億元，年均增長7.1%，占世界經濟比重從11.4%提高到15%左右，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
政府工作報告中一組組數字，透射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蓬勃生機。
難以再用“落后”來描述今日中國的社會生產。
同時代和國情的變化相一致，同廣大人民群眾的直觀感受相吻合，黨的十九大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作出的新概括，得到廣泛認同。
科技的進步，提供了一個認識和把握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獨特視角——
1981年6月6日，袁隆平接受新中國第一個特等發明獎：他帶領團隊研究的秈型雜交水稻，為增產糧食作出巨大貢獻。
彼時，中國經濟總量僅占世界的2%，位居最不發達的低收入國家之列。發展生產、解決溫飽，無疑是當時黨和國家工作的重心所在。
同年6月，一個重大的政治論斷，載入《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自那時起，從黨的十二大到十八大，每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都將這一社會主要矛盾寫入黨的文獻。
光陰荏苒，時過境遷。2017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水稻研究領域又有多項成果金榜題名。獲獎緣由從增加產量，轉變為提升品質與安全。
科技成果的迭代，折射出人民需求的變遷和社會主要矛盾的深刻變革。
這是時代變遷的客觀要求——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方位、開創性的成就，深層次、根本性的變革，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用‘落后’來衡量我們的社會生產，顯然已經不符合實際了。”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說，提出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是對客觀現實的準確把握，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客觀依據。
這是實現目標的必然選擇——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現代化、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同向發力，必須抓住主要矛盾，牽住問題的“牛鼻子”。
在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看來，推動化解社會主要矛盾，是新時代所有工作的出發點、著力點和落腳點。
這是人民至上的責任擔當——
從解決溫飽到全面小康，人民的需求更加多元，層次不斷提升。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集中反映在免于匱乏。現在，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的需求，指向的則是獲得尊嚴。”中央黨校教授周為民說。
顯然，新的社會主要矛盾解決起來難度更大。勇于把這一矛盾變化揭示出來，中國共產黨以這樣的方式展現著高度的理論自覺和實踐擔當。
二
如同硬幣的兩面。發展提升了人民的需求，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又凸顯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
區域不平衡、領域不平衡、群體不平衡……中國發展不平衡問題，既是無法選擇的國情所致，也是與發展階段相伴生的“成長煩惱”。
從一個貧困人口眾多的落后國家，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幾百年的時空被壓縮在幾十年的坐標之內，必然呈現傳統痼疾、時代矛盾疊加交織的局面。
馬克思說，一切都取決于它所處的歷史環境。
河北張家口，這座緊鄰北京的城市，所轄區縣被列入國家級貧困縣的，占比超過六成。
繁華都市與貧困鄉村“比鄰而居”。造成這一現狀的根源，正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二元體制，一些地區對農業農村發展重視不夠，優勢資源過于向城市傾斜。
如果說一些地方發展的重心傾向導致城鄉差距日益擴大，發展理念的偏差則進一步加劇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
蒼茫雄渾的祁連山，近年來承受“千瘡百孔”之痛，西北生態屏障傷痕累累。
問題背后，是一些地方發展理念之殤：注重GDP政績導向、忽視社會全面發展，注重追求顯績、忽視久久為功……
問題背后，還有體制機制的羈絆。
國家博物館玻璃展柜內，來自天津濱海新區的109枚行政審批公章被永久封存。這里的每一枚公章都曾是一道通往市場的“關卡”，牢牢束縛住企業與市場的活力。
只有把權力關進籠子，才能還市場更大生機。
問題背后，更難的則是對“變”與“不變”分寸的把握。
變的是社會主要矛盾，不變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定位。
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了最精辟的結論——
“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
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冷溶說，在不變中，又要準確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斷變化的特點。在繼續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
這就是發展的唯物論，也是矛盾運動的辯證法。
三
步入新時代，面對新矛盾，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發展必須是科學發展，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
——新矛盾呼喚新變革：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開啟一場關系中國發展全局的深刻革新。
長江之畔，湖北宜昌。
2017年前11個月，該市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12.6%，地方財政總收入同比下降8%。
數據回落的背后，是一座工業大市力破“化工圍江”的壯士斷腕之舉。
實現平衡、充分的發展，“三農”是必須克服的最大短板。
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聚焦鄉村振興戰略，擘畫出新時代中國農村巨變的壯美藍圖。
“這將是鄉村發展水平的整體性提升，是鄉村的全面振興。”中央農辦主任韓俊說。
——新矛盾呼喚新變革：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中國經濟向高質量轉變的發展創新。
“需”與“供”，構成社會主要矛盾的基本面。
需求一側，因著美好生活而變得豐富多元;供給一側，也須完成由量而質的嬗變。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正在推動中國走上新發展之路。
貴州，這片脫貧攻堅的決戰重地，在大扶貧、大數據、大生態三大發展戰略支撐下，創新發展之路越走越寬。2017年地區生產總值增速位居全國第一。
“在經濟整體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同時，一些地區通過搶抓機遇，充分利用一體化市場、開放型經濟和現代化技術，可以超越原有經濟結構實現跨越式發展。”寧吉喆說。
——新矛盾呼喚新變革：以全面深化改革為動力，持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今天，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只限于經濟領域之內。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相互交織，相互作用。
“這要求我們運用系統思維，用全面深化改革的辦法，破除那些造成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張文顯說。
發展出題目，改革做文章。
“面對人民群眾新期待，我們必須堅定改革開放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辦法推進改革開放，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創造活力。”習近平總書記這樣向世人宣示。
緊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守牢風險底線，開拓發展創新，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正在迎來一場艱難而華麗的轉身。
四
1937年，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寫道：“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學會這個方法，才能正確地分析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狀，并推斷革命的將來。”
80年后，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深刻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
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不斷認識和解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
“中國可以取得成功，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代代傳承延續，并在此基礎上把握時代特點，不斷創新發展。”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的中國研究學者費立民說。
明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大的優勢，提出新發展理念，要求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強調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治國理政的偉大實踐中，展現出對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敏銳洞察與深邃思考。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根據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一客觀事實，堅持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這一立場，科學回答新時代課題，為中國逐步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黨校教授董振華說。
面對越是尖銳的矛盾挑戰，越是要牢記，打鐵必須自身硬;
面對越是尖銳的矛盾挑戰，越是要牢記，時代是出卷人，人民是閱卷人;
面對越是尖銳的矛盾挑戰，越是要牢記，讓夢想照進現實，必須不馳于空想、不騖于虛聲。
……
草木蔓發，春山可望。
大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加大改革開放力度，抓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三大攻堅戰……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部署一系列舉措。
擔當不渝，新局再啟。
“扎實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全面做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各項工作，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再上新臺階。”
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的重要講話，指明了適應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清晰路徑。
這是屬于奮斗者的時代。
站在歷史交匯期，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勝利在望，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恢宏大幕，正在徐徐拉開。
新的征程上，讓我們砥礪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