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程靚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編輯 | 田晏林

月薪不多，能力背鍋？

25歲的廣州小伙，在找了兩個多月的工作后，入職第一天，竟被HR告知招錯人，作為補償，公司給了他50元打車費。

2月11日，當這段離奇的求職經歷被爆出后，很快占據微博熱搜第一。據爆料的自媒體稱，該小伙下午面試完，HR告訴他被錄取了，期待薪資7000元，錄取后給7500元。入職當天，人事才說名字對不上，招錯了人。

看著如此離譜的消息，有網友質疑其真實性，但對于這件事，網友們討論更多的是：7000多元，在廣州這樣的一線城市，能夠生活嗎？

“一個月7000塊，去掉房租，吃飯，社交，也剩不下幾個錢。”有評論寫道。

按照最節儉的生活方式，一位廣州網友算了下：“白云、番禺、黃埔，村里單間800~1000元一大堆，不大吃大喝，吃飯撐死2000元，剩下的錢不亂花，存兩三千還是很正常的。”

來自江西的網友也說，七千元不少了，自己本科畢業 ，期待薪資五六千，但在廣州、深圳投了很多簡歷都少有公司回復，“還有一家國企，五千都不給……”

熱氣騰騰的評論區里，盡是年輕人吐的苦水。有人表示同情，也有人勸說別眼高手低。

這一幕不由讓人想起2月初，在談到一些年輕人抱怨收入太低，不敢消費的話題時，中航基金副總經理兼首席投資官鄧海清，將年輕人工資低的原因歸結到“自身能力不夠”上，拉來一波網友“仇恨”。

“現在很多年輕人真的很不像話，沒有錢花了就覺得是父母給得太少，或者覺得企業、老板給的工資太低。其實很少有年輕人去反思，可能是因為自己的專業素質、個人能力水平不夠，所以才有那么低的工資。”鄧海清說。

客觀講，專家這番話并非毫無道理，“啃老”確實不像話，但真正激起打工人憤怒的，是他接下來的觀點：“對國內的很多年輕人來講，其實你干的這點活，可能在泰國或者越南，人家只要你的一半的工資就能干和你一樣的活。”

“他怎么不拿一些歐美國家舉例呢？”還有4個月就要研究生畢業的韓寒覺得，有些專家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投出過100多份簡歷的韓寒，在不久前終于拿到了某互聯網大廠產品運營崗的offer，但她也忽然意識到，年輕人的能力高低和能否拿到高薪可能是不成正比的。

“有時候運氣和選擇也很重要。”韓寒是北京某211院校的碩士生，她即將迎來的第一份工作，稅前月薪就已經超過了13000元。這在她的同班同學里，算是很不錯的水平。

但韓寒說，自己能拿到這份offer，有運氣，也有妥協。

讀新聞學的她，在互聯網大廠能選擇的崗位有限，產品崗算是她眼中的“天花板”了。怎無奈，從秋招開始，產品崗的競爭異常激烈，為了快速落實工作，她退而求其次，有策略性地應聘自己把握更高的產品運營崗。

而且她覺得，如果自己沒有碩士學歷傍身，以原先非211、985的普通本科學歷，可能根本入不了大廠HR的法眼，既不會有進入大廠實習的機會，更難收獲現在的工作。

近日，智聯招聘平臺發布的《2022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在已經拿到offer并完成簽約的應屆畢業生中，平均簽約月薪為6507元，比2021年的7395元低12%。其中，簽約月薪達到1萬元及以上的占比10.7%，同比下降8.5個百分點；月薪3000元以下的占比6%，同比上漲1.5個百分點。

從以上數據看，當前應屆生月薪過萬并非常態，但這五位數卻讓不少年輕人陷入“拖后腿”的自我懷疑中。

在北京從事企業人力招聘近六年的許瀟瀟告訴市界，絕大部分年輕人，剛畢業就能拿高薪不現實，所謂“能力特別強的人”是極少數。

“衡量應屆生的能力水平，基本也就從學歷，實習經歷或者專業技能，以及面試時的應變水平來看。從985、211學校出來的學生，基礎薪資是會更高一點，加上有半年及一年的實習經驗確實更加分。而且現在很多企業的薪酬是有區間的，可以談的。”許瀟瀟說。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上半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數是17642元，而中位數是14897元；2022年上半年，平均數上升至18463元，中位數上升至15560元。

但上升后的中位數，若平均到每月，大約是2593元。所以相比“月薪過萬”，低薪人群或許才是沉默的大多數。有網友建議，以后可以多公布中位數，以免人們對收入有過高的期待。

（2013年，江蘇省南京市，一家單位食堂里關于“發展與收入”關系的宣傳橫幅。圖源/視覺中國）

月入1萬是什么水平？

這兩天，韓寒總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話開導自己。

“要和我舍友比，我也羨慕得很。她也在互聯大廠，拿到了產品崗的offer，年薪比我多了快10萬元。”但看到自己周圍有不少同學沒找到工作，有些甚至還在日以繼夜地備考公務員和事業編，她又頓覺幸運很多。

其實，韓寒也曾經猶豫過要不要從事本專業，畢業后進入媒體。但考慮到薪資和大廠相比有差距，要想在北京生活下來，并不踏實。

她簡單盤算了下，工資按照最高比例扣除五險一金后，到手的錢也夠自己合租一間3000元左右的房子，在刨除4000元左右的吃穿及其他費用后，理想情況下，她希望每月再存個三四千元。

“我是不打算永遠留在北京的，所以現在掙錢對我來說最重要。但對于一些未來想留京的同學，他們考慮的可能又不一樣了。”韓寒說。

就在專家不滿年輕人抱怨工資低之后，隨著各大招聘機構公布薪資數據，截至目前，“月入1萬是什么水平”的話題，已經在微博達到2.1億閱讀，引起1.5萬的討論。

一位網友留言：“不知道什么水平，但我月入4000元看到這個熱搜不太舒服。”看著這條評論，李舟的思緒一下子被拉回六年前。

2017年，李舟從南京的一所高校畢業后，就來到上海打拼。那時候，他在一家影視制作公司做后期，實習轉正后的薪資就是稅前4000元。

“當時覺得北上廣機會多，上海離得近，也方便面試。但進入攝影和剪輯的行當，也算是一種陰差陽錯吧。一開始的合租房，因為位置距離市中心遠，一個月租金1800元，每天都要花兩個小時通勤。”回憶起那段時間，李舟說，基本上每個月，父母都要補貼他1500元做生活費。

這樣的日子持續半年多，他下定決心換工作，跳槽去了一家小型互聯網公司，薪資也開始翻倍，漲到了稅前9000元。“從第二份工作開始，我就沒再問家里要錢了。”李舟說。

在上海，稅前月薪1萬元，對許多剛畢業不久的“李舟們”來說，就是勉勉強強、不問家里要錢的水平。

說到這里，李舟拿起筆開始算：“按照現在上海的房租水平，算3000元一個月，吃上寬裕一點的話，就是偶爾在家做飯，其他時候點外賣以及和朋友外出聚餐，再算上買衣服及其他娛樂，至少要4500元。”在他看來，到手月薪7500元是個底線。

和李舟同屆畢業，也在上海打拼的周睿說：“其實剛工作的時候，對在上海稅前1萬的水平，是沒有清晰概念的。畢竟身邊的朋友水平都差不多，但在知乎和小紅書上，年入百萬的人比比皆是，再看一眼薪資報告，自己也是拖累平均值的人。”

在重慶某互聯網大廠工作了三年半的宋禹，就經常說自己拖了大廠人薪資的“后腿”。“剛畢業的時候，回來做的外包崗位，月薪到手6000元左右。后來又辭職再進了另一個正式崗位，雖然職級更高了，但月薪到手比之前還少了些。”

宋禹是重慶本地人，前兩年在家人的支援下，在內城擁有了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但他還是覺得，以現在的工資，扣掉房貸、房租、吃穿、交通水電以及養貓的錢后，是存不下錢的。“如果我稅前薪資能漲到1萬，說不定每月還能多存出一份還房貸的錢，外加能多買點手辦、盲盒。”

麥可思研究院發布的《中國2020屆大學畢業生培養跟蹤評價》報告顯示，月收入（稅前，包含工資、獎金、津貼等在內）在1萬元以上的本科應屆生僅占該群體總人數的4.3%。與此同時，有68.1%本科畢業生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而月收入在5000~6000元和4000~5000元兩個區間分別挑起了21.2%和20.3%的大梁。

實際上，即便是在工作三年后，也有很大一部分本科生的月收入沒有達到1萬元。

早前麥克思發布的《中國2017屆大學畢業生三年后職業發展跟蹤評價》顯示，2017屆本科畢業生畢業三年后平均月收入為8279元，雖然相比畢業半年后4774元的月收入有了73%的漲幅，但還是未能突破“月薪過萬”的關口。

許瀟瀟在一家媒體機構做HR，據她介紹，本科應屆生的薪資一般在稅前六七千，高一點的在稅前八九千，“一般來說，碩士應屆生才可能到一萬左右的水平。”

據她了解，現在北京也有稅前四五千元甚至更低薪的工作，但是比起前幾年，不太留得住年輕人了，“畢竟大城市要考慮房租，年輕人的生活水平都在逐步提高，所以月薪一萬才顯得剛剛好。但每個行業的薪資標準都不一樣，不能一概而論。”

近日，智聯招聘發布的第二期《2023年春招市場行情周報》顯示，春節后第二周，上海以13322元/月的平均招聘薪酬，位于38個重點監測城市之首，高于節后第一周的13075元/月。

北京、深圳緊隨其后，平均招聘月薪分別為13198元、12257元，均高于節后第一周。杭州、蘇州、南京在第二周的平均招聘薪酬均進入城市榜前六名。

（圖源/智聯招聘）

工資不夠，兼職來湊

“錢和穩定總要選一頭吧。”韓寒說。的確，高薪是吸引很多年輕人遠離家鄉，奔赴一線城市發展的原因之一。但實際上，在來到車水馬龍的大城市后，許多人才知道，月薪過萬不算高。

以至于有些只能純靠自己打拼的單身青年不敢談戀愛，擔心增添的種種消費和交際，會讓自己成為“月光族”，那樣距離他們存錢買房的愿望，就更遙遠了。

在聽了多位受訪者的講述后，市界發現，這些抱著夢想仗劍走天涯的大部分年輕人仍舊相信，勤勞是能致富的。他們在本職工作外，還努力尋找并實踐出能提升自己生活質量的賺錢機會。

當初拿著稅前4000元的收入，李舟靠著家里接濟和自己省吃儉用，半年后，有了一筆6000元的小存款。“那時經周圍人推薦，我業余會接一些拍攝、剪輯和設計的私活兒，也算是填補低薪的重要來源。”

他還記得那時候，拍攝一天能賺1000元左右，剪輯一條短片在1500元至2000元，一個月大概能接兩三個私活，可以補貼兩三千元左右。

“基本上是正式工作和副業并行。”這樣的狀態，直到李舟入職了現在的公司才結束。在上海發展這六年，他的月薪已經漲到稅前24000元，“錢是寬裕多了，但生活都被工作填滿，留給個人的時間少了，就沒精力再分配給副業了。”

對周睿來說，做兼職的習慣他從大學時期就養成了。“以前在校媒和報刊做過版面的經驗，也幫助了我在工作后還能接到給企業內刊排版的活兒。”而且平時愛健身的他，周末還會去健身房做團課教練。

周睿表示，雖然兼職不是穩定的長期收入，但卻是他現在力所能及的，只要稍微努力一下就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像一節團課45分鐘130元，1小時150元，每次連開兩節，就能拿個兩三百。我既運動了，又可以賺到吃幾頓肯德基全家桶的錢！”

如果說李舟和周睿把兼職當作填補日用的輔助方式，那么張旻則是直接把副業變成了自己現在的正職工作。

2019年大學畢業的張旻，因為實習的原因留在了杭州。但她所在的公司卻沒能撐過疫情，倒在了2020年底。

回憶起第一份工作，張旻有些哭笑不得。她也是從一份薪資很低的工作起步的，印象中第一個月只收到2000元，比杭州最低薪資標準還少。“后來慢慢漲薪，平均下來也才4500元左右。不過，我之所以在杭州能扛下來，主要是因為我自己還有副業，就是幫助線下商戶做線上運營。”

說起這份副業，張旻覺得是偶然中的必然，“我一直有在吃喝玩樂后，在網上寫點評的習慣。寫得多了，就有商家邀請我和朋友參加一些免費的活動，也正是這樣的機會，讓我認識了很多探店達人和需要做運營推廣的商戶。慢慢地，我就開始作為他們的中間聯系人，接各種新媒體運營的活兒。”

張旻算了算賬，在她工作的第一年里，每個月1500元的合租房及3000元多的吃穿行，光靠主業工資肯定是不夠的。但她卻在工作的第一年，攢下了近20萬元的存款，其中大部分都是副業的“功勞”。

那時候的她，每個月接6~10個商家，凈賺1萬多元。在單位倒閉后，她決定全職做運營，每月能接單數量增長到30~40家，年利潤能到30萬元左右。“后來也因為這份工作，我遇到了現在的丈夫，我倆現在獨立做起了工作室。”

張旻坦言，很多時候人就是在尋找或者等待一個機會，而且這也和所在城市的基因密不可分，“杭州互聯網產業發達，各種達人和新店也多，新媒體運營的需求量自然就很大。我才能把握住時機。”

（2010年，廣東東莞，打工者領工資單。圖源/視覺中國）

和幾位年輕朋友聊過后，市界在他們身上看到了同樣的特質，那就是沒有年輕人真正愿意“躺平”。他們中的每個人都在暗自努力，積極尋找創造美好生活的機會。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人是時代的產物，沒有任何人的成功，可以脫離時代和環境的紅利。

玻璃大王曹德旺曾說過，他之所以能夠走到今天，最重要的不是能力和膽識，也有運氣成分。

但隨著時代發展和市場需求變化，今天的本科生、碩士生，乃至博士生，面臨的競爭和壓力都要比上一輩人大很多。許多年輕人陷入工資增長緩慢甚至是停滯的困境。

這或許也是為什么在如今的互聯網上，每每談到工資，都會引來網友們激烈的討論，任何跟薪資沾邊的話題都能登上熱搜的原因了。

其實月薪一萬是多還是少，放在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人身上，大家過的日子都是不同的。并且收入的高低，也不全然是衡量幸福感的唯一指標。不論是奔赴大城市，還是回歸故里，年輕人們都在努力開拓著屬于自己的“好生活”。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