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對比其他國家，美國的居民杠桿率從20%上升到50%用了近40年時間，而中國只用了不到10年時間，其速度之快，令人擔憂。

與美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家庭債務的絕對總量還未達到極端狀態，但其增長速度較快，給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帶來了隱患，逐漸成為政府及各部門亟待解決的一大難題。

文章來源：來源:《人民論壇》2018第5月上期 總第 593 期

作者：李曉嘉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人民收入水平逐漸提高，對未來預期普遍趨好，人們從以前的“怕欠債”，到現在更愿意進行貸款消費，甚至有些人長期處于負債狀況。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截至2017年9月底，中國家庭部門貸款已達39.1萬億元。與美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家庭債務的絕對總量還未達到極端狀態，但其增長速度較快，給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帶來了隱患，逐漸成為政府及各部門亟待解決的一大難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為去杠桿創造有利條件。可以說，去杠桿政策已經成為我國營造良好金融環境的一項關鍵內容。

當前中國家庭債務的特點

居民杠桿率呈現上升趨勢，階段性特征顯著。居民桿桿率是最為常用的流量性指標，表示為居民部門貸款余額與名義GDP之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居民的債務負擔能力和償債能力。我國居民桿桿率的絕對水平雖尚未處于極端狀態，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動態變化。

根據蘇寧金融研究院公布的數據，我國居民杠桿率自1996年以來一直呈上升趨勢，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2003年以前，居民杠桿率平穩上升，由1996年的3%上升到2003年的18%;

第二階段是2003年至2007年，居民杠桿率相對穩定，圍繞18%上下波動;

第三階段是2008年及以后，居民桿桿率快速上升，從2008年到2016年，杠桿率從18%上升至45%，2017年更達到了48.97%，已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如圖1)。對比其他國家，美國的居民杠桿率從20%上升到50%用了近40年時間，而中國只用了不到10年時間，其速度之快，令人擔憂。

住房貸款占據家庭債務的絕大比例。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公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三季度末個人購房貸款余額為21.1萬億，占總貸款余額的54%，同比增長了26.2%。2017年開始，各地出臺房地產限購政策，限制了居民獲得房地產貸款的途徑。然而值得警惕的是，當前短期消費貸款增速已經超過中長期貸款，主要是因為住房貸款的需求通過其他貸款途徑進行轉移，一部分短期消費貸款作為住房貸款的替代形式變相流入房地產市場，說明一些家庭持有的現金、銀行儲蓄、金融資產等流動性資產趨緊，從而通過短期貸款暫時彌補債務缺口。

家庭債務存在區域失衡。居民存貸比是另一個衡量家庭舉債和償債能力的指標，表示為住戶貸款與住戶存款之比。2016年我國的家庭消費債務各地區均逐季增加，東部地區的家庭消費債務遠遠高于其他地區，西部和中部分別排列第二、第三，東北最低(如圖2)。同時，家庭債務高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城市，呈現一線城市高、二線次高、三四線低的格局。由此可見，我國家庭債務的地區分布存在失衡問題，且與經濟發展水平具有相關性。

部分貸款平臺存在風險。一些短期消費貸款是通過現金貸等網絡小額貸款方式獲得，不可否認，現金貸對于居民短期消費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一般而言，長期貸款對應居民按揭貸款，短期貸款對應消費貸款，短期貸款可以通過信用卡貸款和現金貸等方式獲得，其中，現金貸方便快捷、無抵押、無擔保等特點吸引了眾多居民。但是現金貸存在資質審批不嚴、越權審批、高利放貸、暴力催收、非法經營等問題，金融風險和社會風險隱患較大。

中國家庭債務產生的原因

勞動收入是決定家庭是否會做出借貸行為以及影響借貸規模的重要因素。對于大部分家庭而言，勞動收入是家庭最重要的收入來源，而勞動收入對家庭債務的影響可以分成三類：一是因為家庭收入過低，無法支持基本的生活需要，如教育支出、醫療支出、生活支出等，被動地做出借貸行為。這一類型的家庭借款數額小于后兩種，因為其抵押物價值和還款能力較低，一般用以滿足緊急需求。二是生命周期理論認為的平滑消費，即在給定的一個時期內，個人的消費不是由當期收入決定的，而是由個人一生的勞動收入和初始財富所決定。因此，有平滑消費的家庭一般當前收入或凈資產水平較低，而未來的預期收入較高，所以選擇通過貸款進行提前消費。三是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收入不斷增加，具備一定的財富基礎，具有一定的投資意識和能力，對財產性收入的追求不斷增強。根據凱恩斯的貨幣需求理論，這一類家庭持幣的交易動機和預防動機減弱，投機動機增強，希望獲得更多能夠產生收益的資產，其中風險偏好者會利用貸款進行投資。近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快速提升，全國居民收入增速連續數年跑贏經濟增速。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25974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3%。人們的當前收入和未來預期收入提高，家庭主動借貸的意愿愈加強烈，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國家庭債務不斷升高的現象。

住房市場價格波動，推動家庭債務升高。由于個人購房貸款占家庭總債務的絕大部分，所以居民債務對房地產市場的變化十分敏感。一方面，我國年輕一代的購房需求支撐著房價的上漲;另一方面，房地產泡沫已成為我國最大的“灰犀牛”，房屋的投機功能大于居住功能，出現大量空置房，房價不斷抬高。這兩類人群對房地產的需求強勁，然而國內供給不足，特別是一線城市的土地緊張，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近年來，住房價格漲幅大于收入漲幅，而且因剛性需求和看漲預期，家庭愿意承擔高房貸，從而導致房價與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部分居民只能依靠更多的按揭貸款來購買房屋，客觀上也推動了居民杠桿率的升高。房地產趨熱帶動了房地產消費需求、投資需求以及投機需求的進一步提高，從而使大量資金轉移至房地產市場，造成對實體經濟投資和消費的“擠出效應”，進而形成惡性的房價上升循環，對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造成一定阻礙，影響了經濟的健康發展。

過低的實際利率使家庭債務總量不斷增加。首先，低貸款利率鼓勵居民到銀行貸款，推動家庭債務規模增加。同時，居民將現金轉移給銀行容易導致盲目投資，抬高了居民杠桿率，并減少了居民消費需求，不利于我國以消費為驅動進行轉型升級的戰略。其次，早期購房者因為已獲得利率優惠，所以低貸款利率與房地產市場的收益率同時出現，鼓勵了早期購房者推遲還款，并且通過房地產進行套利，與國家“抑制居民杠桿率”的政策目標相悖。最后，過低的貸款利率增加了家庭債務的潛在風險，當央行加息，利率水平升高，與收入不匹配的貸款會使得高負債家庭面臨還款金額升高的壓力。此外，過低的實際存款利率鼓勵家庭從銀行定期存款轉變為進行金融投資產品等表外業務，導致了影子銀行的激增，而投資帶來的高風險雖然可能帶來高收益，但是一旦失敗，容易導致居民家庭債務增加。

金融工具的多樣化為居民加杠桿提供了途徑。一方面是銀行的貸款產品和模式在不斷創新，當投資收益與成本差額較低時，銀行有動力投放收益更高的消費信貸，而現金貸監管趨嚴也會促使部分家庭資產回到銀行。另一方面，除了銀行提供的貸款，近幾年快速發展的現金貸等網絡小額貸款也增加了居民加杠桿途徑，然而銀行系統無法顯示大部分小額貸款公司的借貸數額。例如，螞蟻借唄、京東白條等都是基于互聯網金融的按日計息的借貸產品，相當于個人額度30萬以下的短期消費貸款。2016年4月，螞蟻借唄對外公布，其在上線一年內就累計發放494億元消費貸款。

當前，現金貸在我國飽受詬病，一是因為道德爭議。現金貸高額利息和普遍周轉續貸的做法，使得用戶背上更沉重的債務負擔，加大了居民桿桿率，同時，部分平臺利率設置過高、收費不透明等做法也嚴重損害了用戶的利益。二是風險控制擔憂。現金貸的門檻普遍較低，大量無還款能力的用戶得以準入，發生的壞賬則通過加大利率施加到正常還款用戶身上，且部分平臺自身風險控制能力較弱，相比于銀行貸款，更容易形成風險隱患。

化解中國家庭債務的相關對策

保持經濟持續穩定良性上升，深化收入分配政策。首先，保證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在國民總收入中的占比處于優勢地位，而經濟持續增長是家庭收入和資產積累穩定增長的前提。對于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伴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居民收入的提高，家庭債務這一問題會逐步得到化解;對于經濟不發達的地區，收入增長能夠減少被動貸款的現象，緩解家庭債務壓力。其次，除了增加居民的初次收入分配之外，政府在收入再分配過程中要更加偏向居民部門，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地區收入差距、行業工資差距，減少高收入家庭的投機性行為，將其收入轉移至消費行為上。同時，增加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減少因極端情況而貸款的行為。最后，政府要鼓勵居民將收入存款用于消費，對居民的消費行為進行適當引導，合理進行個人消費貸款，杜絕短期消費貸款變相進入房地產市場，減少居民加杠桿的行為，控制居民杠桿率。

加強居民住房保障體系建設，差別化調整杠桿。一方面，面對住房需求端強勁情況，政府應當區分剛需人群和投資人群，降低一二線城市加杠桿的力度，實行區域差異化的降杠桿政策。在房價上漲的熱門地區，適當提高其首付比例以及銀行貸款利率，改變人們對房價“只漲不跌”“長期上漲”的預期，并且采取限購措施，認房又認貸，增加投機性購房的成本;在房價下降的地區，適當降低其首付比例以及銀行貸款利率，以維持經濟較好地增長。另一方面，除了限制或鼓勵需求端購房，政府也要從供應端入手，加強居民住房保障體系建設，增加自主性商品房、廉租房、公共租賃房等保障性住房供給，加大各種類別的住房供給量，降低房屋價格，對購買保障性住房的人群嚴格審查，以防止投機性買房抬高房價。

及時調整存貸基準利率，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面對居民杠桿率速度加快的現象，央行應采取上調基準利率的加息行動，降低居民部門加杠桿的意愿。在2018年兩會上，政府將CPI預期目標設為漲幅3%左右，而國家統計局2018年2月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CPI同比上漲2.9%。2018年我國可能會直面由全球通貨膨脹中樞上移、公共服務性消費機構價格上漲壓力、PPI對CPI的傳遞效應等通貨膨脹因素所導致的央行上調基準利率的決策。貸款基準利率上調后，政府和相關機構應做好配套設施，因為在短期內，貸款利率上升，不利于自住購房者，商業銀行應給予一定的利率折扣，緩解自住購房者的長期債務負擔。

堅持金融監管制度先行，嚴格整頓現金貸業務。首先，制度建設先行，完善抵押制度、抵押保險制度以及信貸業務審批制度等，完善個人征信系統建設，對購房、消費、經營等不同貸款采取對應的審查制度，填補制度漏洞，以防止投機商家鉆制度的空子。其次，促使商業銀行在個人購買貸款環節嚴格審查借款人的真實收入，加大對個人消費貸款、個人經營貸款用途的監管檢查，提高準入門檻，將不符合貸款門檻的借款人排除出去，進而在宏觀上降低居民部門整體的債務負擔。最后，整頓現金貸的行業亂象，要從市場準入和資質管理兩個方面入手，嚴格執行央行聯合銀監會制定的規范整頓現金貸業務的政策與制度，從業務整頓和監管統籌等方面對現金貸業務進行規范，建立明確責任單位、舉報與重獎重罰等長效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