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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丹奇（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
歷代學者對《禮記》成書問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編者、編纂時代及各篇材料來源。實際上，從長時段考察其成書過程的階段性特征，亦屬《禮記》成書的題中之義。周何先生即提出《禮記》四階段成書說：一是附經而作；二是單獨成篇；三是匯編成書；四是鄭注之后始有定本（《禮學概論》）。隨著郭店簡、上博簡、海昏簡牘等出土文獻陸續面世，使我們能利用其中與《禮記》相關的早期文本，從“物質性”（文本的載體形制、古書體例、字跡與標識符號等）與“文本性”（文本的內容與體式）兩個層面重審《禮記》的成書過程。《禮記》四階段成書說在較大程度上可與出土文獻相互印證，但出土文獻所呈現的諸多豐富細節，又有助于進一步發展周氏之說，以下分而論之。
第一階段，孔門弟子持牘記錄孔子言傳身教之禮所形成的“章”“節”。《禮記》最初形態并非儒者讀經后書于余簡的“附經之記”，今傳《儀禮》十七篇中十一篇篇末就附有“經不備”的“記”，然這些“附經之記”可追溯至孔子之言。如《士冠禮》之“記”直引：“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與此相關，收入《禮記》的《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等六篇“釋經之記”，亦是對孔子授禮言論的傳承與發展，誠如孔穎達《禮記正義》所云“孔子沒后，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或錄舊禮之義”。孔子對禮的傳習貫穿于日常生活之中，《史記·孔子世家》所云“習禮大樹下”可窺一斑，這種隨時隨地且言傳身教的傳禮方式，使得弟子們記載夫子言行時常“執簡而書”而非“伏案書寫”。海昏侯墓“孔子衣鏡”鏡框背板中子贛側身而立且右手胸前執筆的圖像，即其明證。古人記錄師說的原初載體應為便于手執的“牘”，受“牘”的物質性制約又使得所錄文字往往呈現為短章的形態（徐建委《牘與章：早期短章文本形成的物質背景》）。弟子們用“牘”記錄的孔子授禮筆記，或為“節”，或為“章”，成為后世《禮記》諸篇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前者如郭店簡《六德》“門內之治恩弇義，門外之治義斬恩”一“節”，同時見于郭店簡《性自命出》與《禮記·喪服四制》《大戴禮記·本命》等文本而略有異文。后者如上博簡《民之父母》記述子夏孔子逐層問對“民之父母”“五至”“三無”“五起”一“章”，《禮記·孔子閑居》在此“章”基礎上又增益了子夏孔子問對三王之德“三無私”一“章”。所以弟子們針對孔子禮學言行，持牘記錄而成的大量“章”“節”，實為《禮記》的材料淵藪。
第二階段，七十子后學將禮學原始筆記書于竹帛后通過“單篇別行”與“異篇同卷”的形態傳習。源于授禮現場的原始筆記經七十子后學書于竹帛，這一過程是物質載體的轉換，也是文本體式的改造，即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所謂“后人通儒各有損益”。如上博簡《從政》14個“聞之曰”及其所引言論，是對原始筆記若干問對“章”“節”的刪選，標志詞“聞之曰”又是對“丘聞之某人（或某文本）有言曰”的縮略改寫（拙作《孔子“聞之曰”言論承傳模式的生成及演化——以上博簡〈從政〉為中心》），此篇通過省略現實語境中的言論接受者與發出者，使得原本的“問對體”轉換為“語錄體”。待完成“物質性”與“文本性”的雙重轉變后，原始筆記的“章”“節”就形成以“篇”為流傳單位的文本。如與《禮記》中《奔喪》《投壺》同屬“逸禮”的上博簡《天子建州》，具有甲、乙兩種抄本，二者形制的差異，說明除不同文獻外，同一篇文獻的不同抄本，也會在傳習中單獨成卷。需要注意的是，在多數禮學文獻“單篇別行”的情況下，也存在一些“異篇同卷”的形態，即自成起訖的數篇合抄于一卷。如在漢代分屬大小戴《記》的上博簡《武王踐阼》《民之父母》，基于竹簡形制、字跡、保存狀態的高度一致性而與《顏淵問于孔子》《子路》等禮學佚篇合抄一卷。此外，郭店簡《緇衣》《五行》兩篇、郭店簡《尊德義》《成之聞之》《六德》三篇亦有很大可能“異篇同卷”。由此，原始筆記的“章”“節”書于竹帛而成“篇”的過程，會伴隨文本形態的變化。戰國時代的禮學文獻不僅大量“單篇別行”，還開始出現“異篇同卷”的傳習形態，其中對數“篇”禮學文獻的合抄，成為后世編纂《禮記》的雛形。
第三階段，漢儒將秦火后轉寫為今文的禮學文獻“以類相從”地傳抄于不同形制竹帛。據傳世典籍記載，漢初由“獻王所得”“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出現一批幸免于秦火的古文“禮記”。作為漢宣帝時海昏侯劉賀的隨葬品，新近出土的海昏簡“《禮記》類文獻”，直接反映出戴圣在西漢宣元之際所編《禮記》的早期形態。此類簡文皆為漢隸且內容多與今本大小戴《記》選錄的篇章相合，可知當時流傳的古文“禮記”多轉寫為今文，其中一些在禮學傳習中脫穎而出，成為漢代貴族禮學教育的基本文獻。整理者主要按形制特點將簡文分為四組。第一組相當于今本《禮記》的《曲禮上》《曲禮下》，鄭玄《三禮目錄》謂《曲禮》記“五禮之事”，故其兼具先秦“五禮”制度而用較長竹簡單獨抄為一類。第二組所涉《祭義》，孫希旦《禮記集解》云“因祭而言孝”；《喪服四制》所云“四制”以“恩”為首，篇末又以“孝子”之“愛”“禮”“志”作結；《曾子疾病》《曾子事父母》則闡明曾子“孝悌”“事父母”之道。可知此組四篇皆蘊“孝道”而與漢代“以孝治天下”的治國方略相合。第三組相當于今本《大戴禮記·保傅》，其事關“保傅”制度自不待言。第四組《中庸》與“公明儀問曾子論孝”章等出土時與形制書體相同的《論語》簡混雜一起，說明它們關系密切而在當時被視為性質相類的文獻。又同墓出土木楬中可辨識的《燕禮》《鄉飲酒》《樂記》《昏禮》等《禮記》早期篇名，其中《燕禮》《鄉飲酒》《昏禮》均為“釋經之記”而匯集一處，它們在后世《別錄》的劃分中又恰好同屬“吉事”，可知劉向對《禮記》篇目的分類淵源有自。今本《禮記》中同屬“祭祀”的《祭法》《祭義》《祭統》，同屬“喪服”的《奔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同屬“通論”的《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閑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等分別聚合，即“以類相從”形態在《禮記》編次中遺留的早期痕跡。職此之由，西漢宣帝時的禮學文獻，因主題相近或性質相類而被傳習者采用統一格式抄寫在形制相同的簡帛上，已然顯現出“以類相從”的聚合特征。其中或篇幅過長而一篇即一類，或篇幅較短而數篇為一類，這些不同類型的“單行本”共同構成戴德、戴圣編纂大小戴《記》的直接文本來源。
第四階段，戴圣在甄選不同形態禮學文獻基礎上，將綰合與改動后的四十九篇“新編”文本制作成形制格式統一的“叢書”。戴圣編選《禮記》時采用的禮學文獻形態多樣，不單是匯集“單獨成篇”的文本。其中既有吸納篇幅過長而一篇即一類者，如后世分為上下篇的《曲禮》《檀弓》《雜記》；又有刪選主題相近或性質相類而聚合為一類者，如《別錄》所謂“祭祀”“喪服”“通論”等類型；還有刺取已然成書者，如《樂記》二十三篇中的十一篇。在甄選上述不同形態的禮學文獻后，戴圣還進行了綰合與改寫的“新編”工作。如《禮記·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以前的“經文”部分作于戰國，此句及之后的“故訓”部分則成于秦漢人之手（王鍔《〈禮記〉成書考》），戴圣選出此篇后或將“經文”“故訓”合為一篇。這種綴合“經”“傳”的方法，在漢初馬王堆帛書《五行》中已有顯現。又如較之郭店簡、上博簡兩種傳本，《禮記·緇衣》在引用《詩》《書》、增益三章、章節次序上的較多差異，除“錯簡”因素外，不能排除戴圣在編入《禮記》時有意改寫的意圖。吳承仕認為《記》百三十一篇者猶稍古之叢書，大小戴《記》則猶晚出之叢書。“《記》百三十一篇”著錄于《漢書·藝文志》，說明其在劉向校書時就被殺青定稿、繕寫上素。與此相類，鑒于甄選的禮學文獻曾采用不同形制格式加以抄寫，戴圣也需將“新編”的眾多文本以統一格式繕寫于形制一致的竹簡，最終形成四十九篇規模而由若干簡冊組成的“叢書”。
總之，從出土文獻所呈現的“物質”“文本”兩種形態而言，《禮記》成書可概括為準備素材的“章”“節”、單行與合抄的“篇”、按類傳抄的“單行本”與綜合制作的“叢書”四個階段。作為“叢書”的綜合制作者，戴圣完成了四十九篇《禮記》文本的定型，即鄭玄《六藝論》所云“戴圣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而東漢馬融、盧植、鄭玄為《禮記》作“注”，則已步入其經典化進程。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05日?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