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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科舉制度在北宋之前，舉子只要通過中央尚書省禮部的會試，既可金榜題名，成為進士，拿到進入仕途的“敲門磚”。到了宋代，科舉制得到進一步發(fā)展和完善，宋太祖趙匡胤鑒于唐末出現(xiàn)科考官員結(jié)派的“牛李黨爭”的教訓，在原來兩級考試的基礎(chǔ)上又加了一級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科舉的三級考試制度正式形成，即鄉(xiāng)試中榜者為舉人，會試中榜者為貢士，殿試中榜者為進士。這樣，取士的決定權(quán)就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新科進士都變成了“天子門生”。從此，參加殿試取得進士功名成為歷代讀書人孜孜以求的夢想。

殿試由皇帝出題和主持，考的是對策，與會試程序相比，簡單、輕松，但是實行的是淘汰制，這無疑給貢士們在通往進士之路上增加了一道難關(guān)，不少人在殿試中遭到黜落。北宋學者邵伯溫所撰《邵氏見聞錄·卷二》記載：“本朝自祖宗以來，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下第，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河而死者。”皇帝用殿試取黜士人，少數(shù)落第者便把怨恨撒在皇帝和朝廷身上。當時華州華陰縣（今陜西華陰）有一個叫張元的讀書人，史料說他“負氣倜儻、有縱橫才”，張元想通過科舉考試取得功名，大展宏圖，可是卻屢試不第。終于有一年他獲得貢士，進入了殿試，卻又因成績處于末尾而被淘汰。他因此怨天尤人，認為胸懷大志卻難以施展，于是對北宋朝廷恨之入骨。大約在宋仁宗景祐年間，他鋌而走險，竟投靠了西夏。西夏李元昊稱帝建國后，即任命張元為中書令。1041年，李元昊以張元為軍師，率兵10萬直抵好水川地區(qū)。張元獻計發(fā)揮西夏騎兵優(yōu)勢，采用設(shè)伏圍殲的戰(zhàn)法，將主力埋伏于好水川口，派小股兵力誘敵深入，大敗宋軍，宋軍僅陣亡就高達一萬多人。望著宋軍尸橫遍野、丟盔卸甲，張元洋洋得意，自負地在界上寺的墻壁上題詩一首：“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輦，猶自說兵機。”并在詩后署名“（西夏）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張元隨大駕至此”。因此一戰(zhàn)，張元官至國相。

正因為張元當年叛宋投夏之事，給宋朝以極大震撼與教訓，很多大臣因此建議取消殿試淘汰制，認為，凡是進入殿試者一律授以進士出身，以安撫讀書人，防止再出現(xiàn)文人叛逃為敵所用之事。南宋王栐所著《燕翼詒謀錄·卷五》記載：“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賊子，為天下后世士子無窮之利也。”

皇帝在殿試上根據(jù)考生的學識才華和好惡印象排列名次，將進士劃為三個檔次：

第一檔次為一甲，僅前三名，賜進士及第，這就是所謂的狀元、榜眼、探花，他們可直接被授予官職，狀元可授予翰林院編纂（從六品），榜眼、探花則授予翰林院編修（正七品）。翰林院不僅僅是修史寫文的地方，而是專門起草機密詔制、參贊軍機大事的重要機構(gòu)，有“天子私人”之稱，是成為閣老重臣以至地方大員的踏腳石，里面集中了知識分子中的精英，如宋朝的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司馬光，明朝的宋濂、方孝孺，晚清的曾國藩、李鴻章等都曾是翰林中人，他們或是詩文流芳千古，或是皇帝肱骨大臣。

第二檔次為二甲，賜進士出身。二甲的頭名稱為“傳臚”，可直接被授予翰林院官職，其余年輕而才華出眾者再經(jīng)考試考核可進入翰林院任庶吉士，被稱為“館選”，即后備干部，日后有機會平步青云、飛黃騰達。明朝萬歷年間內(nèi)閣首輔張居正、清朝重臣梁清寬和何世璂等即是庶吉士出身。

第三檔次為三甲，賜同進士出身，類似于今天的“享受同等學歷待遇”。這群人就沒有資格和機會進入翰林院任職，他們只能去地方任職。

事實上，殿試進士排名只是一個起點，其中高分低能者大有人在。歷史上一甲線上的佼佼者最終卻默默無聞的甚眾，他們既沒有在官場仕途上大有作為，也沒有在文學藝術(shù)上有所建樹，反倒是二甲、三甲線上的后來居上，做出了一番轟轟烈烈的偉業(yè)，留名青史。

本版插圖王進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