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經濟學院回應“抄襲”事件：不屬于“學術不端”

兩篇論文一半篇幅以上引用他人已發表的論文，博士期間發表專著與他人已出版的專著在部分章節上存在大量相似，還有兩篇文章涉嫌一稿多投，湖北經濟學院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蔡紅英被公開舉報“學術不端”。

8月3日，《中國青年報》刊發《湖北經濟學院一院長被指“學術不端”》，指出對蔡紅英學術不端的舉報在2016年10月就已出現，但未有公開信息表明該校進行過相關調查。

8月4日晚，湖北經濟學院官網發布《湖北經濟學院學術委員會關于蔡紅英被指“學術不端”問題的認定意見》稱，蔡紅英被指抄襲的兩篇論文屬于歷史性、國際性比較研究，引用他人相關研究成果并提煉自己的研究結論與觀點是必要的;專著部分的引用為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管理制度以及相關職能部門的文件;“一稿兩發”非蔡紅英主觀行為。“存在學術不夠規范，但不構成‘學術不端’”。

學校稱“當時普遍做法是間接引證”

湖北經濟學院的《意見》稱，蔡紅英2007年發表的《公共資產管理與部門預算相結合的國際經驗與借鑒》(以下簡稱《借鑒》)，與2009年發表的《日、美、中義務教育財政制度百年變遷及啟示》(以下簡稱《啟示》)，存在引用國外公共資產管理和部門預算情況介紹及義務教育財政制度的基本情況篇幅過多的問題。

校學術委員會出示的中國知網查重記錄顯示，舉報中提到“被抄襲”的陸慶平等人文章《美國、加拿大政府資產管理與啟示》未收錄進知網數據庫，學校人工比對后認定，蔡紅英的《借鑒》發表在《經濟社會體制比較》上與之的文字復制比為21.3%;發表在《財貿經濟》(增刊)上與之的文字復制比為17.38%。《啟示》則與舉報中提到的3篇論文總文字復制比為51.7%。

校學術委員會表示，2009年，教育部頒布的《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規范指南》(以下簡稱《指南》)對論文是否構成抄襲未明確相似比的具體數據。論文是否構成抄襲一般是通過同行專家評議認定。

校學術委員會認為，蔡紅英的兩篇論文均屬典型的歷史性、國際性比較文章，從事這類科研工作需要借鑒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兩篇論文中，蔡紅英引用他人論文的主要內容，基本上都是有關國家的史料性、數據性、法規性等資料，而非論文觀點和主要論據。

校學術委員會認為，上述兩篇文章的重要學術觀點和結論均由蔡紅英提出。兩篇論文分別發表于2007年和2009年。發表時間在《指南》實施前，全國高校的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術研究管理尚未完全規范，“當時采用間接引用并通過參考文獻列明引文作者和發表出處的方式，是比較普遍的，也是刊登兩文的雜志社所允許的。”

他們表示，蔡紅英兩篇論文所研究的問題都屬于歷史性、國際性比較研究，引用他人的相關研究成果，提煉出自己的研究結論與觀點是必要的。按照現行的學術規范要求看，應當采取直接引證方式，由于當時雜志社及相關部門沒有相應要求，普遍的做法是間接引證。

因此，“兩篇論文發表時間較早，存在學術不夠規范問題，但不屬于‘學術不端’行為。對此，蔡紅英應吸取教訓。”

公開資料表明，《指南》于2009年6月第一次印刷。蔡紅英《日、美、中義務教育財政制度百年變遷及啟示》一文，則發表于2009年12月，即《指南》頒布后半年左右。

湖北經濟學院校報副主編尹莉對此表示，按照常規，論文從投稿到發表的周期多數在半年至一年。“在蔡紅英投稿時，還沒有《指南》等文件進行明確的規范。”同時，蔡紅英文章發表時，無論是查重系統、各大雜志社的規范都尚不完善;蔡紅英的文章又涉及“比較”研究，屬于學科和研究分類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但尹莉同時承認，蔡紅英的論文的確存在很多不規范之處。比如，即使是比較類的論文，不僅文后要標注參考文獻，文章中的引用也需標出對應的腳注;對他國歷史經驗的陳述應綜合多份相關研究和文獻，加之自己的總結、提煉出新的論述和觀點，不能單一參考和照搬等。

校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軍出示的幾份文件顯示，2015年年底，湖北經濟學院就曾接到對蔡紅英抄襲問題的相關舉報。12月2日，校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對湖北省委高校工委進行核實說明。

2016年11月9日，湖北省教育廳思政社科處也就舉報轉來了相關的復查要求，校學術委員會、有關職能部門組織校內外專家對相關問題進行了調查、取證、審議，并形成認定意見，認為蔡紅英的論文、專著不存在學術不端行為，但存在不規范的問題。

學校稱，當時已將認定意見及時報告上級有關部門，并與蔡紅英本人進行了提醒談話。因屬匿名舉報，故未公開反饋認定意見。

學校稱“一稿兩投均為非主觀行為”

校學術委員會稱，蔡紅英涉嫌“一稿兩發”的兩篇論文均非主觀所為，故不構成“學術不端”。

蔡紅英于1999年6月發表在《湖北農村金融研究》(月刊)上的論文《論當前中國證券市場的缺陷》，時隔一個月后再次發表在了《中國農業銀行武漢管理干部學院學報》上。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比對發現，前后兩篇文章除了改動個別標點符號以及連接詞，其余文字完全一致。

校學術委員會稱，1999年年初，蔡紅英將《論當前中國證券市場的缺陷》投稿到《湖北農村金融研究》(月刊)，一直到該雜志1999年6月第6期刊發之前，均未收到用稿通知或退稿函件。

“在此情況下，作者以為該雜志不再用稿，于當年4月底將該文投至《中國農業銀行武漢管理干部學院學報》(雙月刊)，該文在1999年8月第4期發表。”

校學術委員會出具了一份蓋有湖北省農村金融學會印章的證明。該證明出自2016年11月7日，證明寫明：本刊在1999年時期，主要稿源是系統內職工和部門投稿，尚未建立規范的退稿制度。

雖未收到用稿和退稿通知，但在刊登后《湖北農村金融研究》是否也曾與之聯系并發放稿酬?蔡紅英本人對此表示“記不清了”。

公開資料顯示，《湖北農村金融研究》已經停刊。中國知網對該雜志的收錄也停留在2012年12月15日。

蔡紅英被指抄襲的《公共資產管理與部門預算相結合的國際經驗與借鑒》也存在相似問題。該文在2007年S1期增刊的《財貿經濟》上發表后，又刊登在2008年第2期的《經濟社會體制比較》上。

校學術委員會表示，2007年8月，蔡紅英將《借鑒》投稿到《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志，并于2008年第2期發表。2007年8月，蔡紅英參加由《財貿經濟》雜志社主辦的“2007年《財貿經濟》青年作者筆會”。

“蔡紅英在不知《借鑒》能否在《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志刊發的情況下，向會議提交了論文《借鑒》并在會上交流發言。《財貿經濟》在未告知作者的情況下，將《借鑒》于2007年12月在《財貿經濟(增刊)》刊出，直至《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8年第2期發表時，蔡紅英仍不知情。”

因此，校學術委員會得出結論，依據教育部2009年發布的《指南》有關規定：“超過刊物退稿時間而突然發稿形成一稿兩投，責任在刊物不在作者。”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發現，《財貿經濟》編輯部于2007年6月28日曾發布“關于舉辦《財貿經濟》青年作者2007筆會的通知”。通知稱，為了進一步加強編輯部同青年作者之間的交流，提升刊物的研究和學術水平，《財貿經濟》編輯部擬于2007年8月中下旬在京舉辦“2007《財貿經濟》青年作者筆會”。

通知指明，對論文初選合格者，將發通知確定為筆會正式代表，優秀論文將在《財貿經濟》上發表。擬參加筆會的作者需填寫報名登記表，并在7月30日之前隨同論文郵寄到《財貿經濟》編輯部，同時發送電子版至相關郵箱。

按照這份通知，《財貿經濟》發布與會條件注明了參會作者需要提交論文并進行篩選，同時，提交的論文也有被公開發表的可能性。同時，通知的發布日期，以及論文投遞的截稿日期均在蔡紅英第一次向另一本雜志投稿之前。

校學術委員會提供的蔡紅英與編輯部的郵件往來記錄，并不包括上述的部分。蔡紅英對此解釋，她給《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的投稿系經人介紹，“當時是直接帶著稿子遞交給的編輯，后期大約僅修改過一次，也都是當面修改，沒有電子郵件等往來”;自己曾給《財貿經濟》投稿并被采用，與其編輯有聯系，看到筆會的相關通知，她直接電話聯系對方，希望自己能參會學習。“從頭到尾沒有走過投稿程序”。

關于蔡紅英“專著抄襲”問題，校學術委員會表示，蔡紅英2007年出版的專著《中國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研究》(以下簡稱《研究》)第六章第二節“新中國成立至分稅制改革前的地方財政體制沿革”，引用李萍主編的《中國政府間財政關系圖解》(以下簡稱《圖解》)第一章第一節歷史沿革的篇幅超過三分之二。“但全書共有七章二十七節，該節所占比例極小”。

校學術委員會認為，《圖解》一書主編李萍時任財政部預算司公職人員，由他們組織有關省市從事預算管理的工作人員和財政部預算司工作人員編撰、出版的《圖解》一書，屬于公開政府管理信息、宣傳國家財政政策、履行部門法定職責的公職行為。

時任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為《圖解》做序。在《序言》中，他提到，“中國政府間財政關系課題組”精心樹立中國政府間財政關系經緯，并以圖解方式勾勒中國政府間財政關系全景……對預算工作或有案頭備查之功用，對理論研究可省查詢檢索之勞頓，對社會大眾能起宣解詮釋之效果。

校學術委員會因此表示：“財政部公開出版《圖解》的目的，是鼓勵學者和公眾廣泛使用或引用其中的資料信息。”

校學術委員會表示，《研究》第六章第二節主要內容為省以下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而《圖解》中主要內容為中央和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撰寫省以下政府間財政關系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該章節部分引用了《圖解》中的相關政策法規文獻資料，主要為國務院發布的有關決定，并在《研究》的“參考文獻”中注明。引用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管理制度以及相關職能部門的文件，加以研究并在參考文獻中注明，是通常的做法，不屬于“學術不端”行為。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就此咨詢了《中國物理快報》主編、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朱邦芬院士。在他看來，無論引用是否屬于“國家公職人員完成的公開政府管理信息”，除了在參考文獻中注明，也必須同時加以清晰的腳注。

學術評審如何更獨立規范

湖北經濟學院學術委員會最終認定，蔡紅英存在學術不規范的問題，但不構成“學術不端”行為。該校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尹青山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因此，學校對蔡紅英沒有后續處分。

按照湖北經濟學院的規定，學術委員會是學校處理學術不端行為的最高學術評判機構。湖北經濟學院官網顯示，蔡紅英目前還擔任湖北經濟學院第五屆校學術委員會委員，任期從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湖北經濟學院稱，8月4日，刊發報道后的第二天，校學術委員會就蔡紅英被指“學術不端”的問題召開了專題會議，蔡紅英根據章程回避，委員總數21人，除特殊原因不能參會的委員，實到14人。

校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軍表示，兩年前，學校接到匿名舉報時，曾組織學術委員會中學術道德委員會專家組的校內外專家進行評審;本次，學校則召集了學術委員會中的學科評議委員會進行審查。

一直以來，高校教授被指存在“抄襲”行為，交由校學術委員會評審并得出結論后，往往引發不少爭議。不少抄襲被降級處理，得出“學術不端”或“過度引用”的結論，被舉報者本人免于處罰。早在2009年，云南中醫學院院長李慶生被舉報“抄襲”和“一稿多投”后，該校學術委員會認定其為“過度引用且引用不當”也曾掀起輿論熱潮。

目前的校學術委員會評審機制能否保證對舉報的審議足夠公平?會不會受到行政因素的干擾?

“一般來講，如果學校出現學者涉及‘學術不端’，校學術委員會應進行調查，根據調查結果作出認定，這是基本的調查機制。”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說，“關鍵在于，學校是否按照學術標準對學術不端問題進行了調查及認定。”

在他看來，校學術委員會的獨立與否對審查結果至關重要。“學術抄襲一旦涉及校領導，學院院長等具有行政職務的學者，就會變成要么不調查，要么調查之后不了了之”。

熊丙奇認為，學校應成立獨立的學術委員會，設立獨立的學術管理機制，比如，學術委員會的成員要以選舉的方式選出，委員會要獨立運行。

“目前，多數高校的學術委員會并沒有實現完全獨立，需要考慮行政和利益因素。如果學校不能夠進行獨立的學術評價和管理，大學將不能獲得學術自主權，更加沒辦法樹立學術權威和學術聲譽。”他說。

在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看來，長期以來，高校對“學術不端”或“學術抄襲”普遍采用內部淡化處理的方式，使這類問題未得到徹底的改觀——我國學術評估領域出現的最大問題是不規范，首先是作者不規范，其次是學術期刊在刊發稿件時不規范。

他建議，須加強校外的第三方評審機構建設。“引第三方機構進入，依據事實作判定并公開，后由學者歸屬的學校行政部門決定對該學者的處罰。這樣才能使學術造假的解決進入良性循環，學術環境慢慢得到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