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央各部委密集召開年度工作會議部署2021年重點工作，《證券日報》記者梳理發現，商務部、財政部、工信部、國資委今年工作的“1號任務”主要聚焦激發消費潛力、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解決“卡脖子”問題、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這些首要任務傳遞出的重要信號，無疑勾勒出一張“十四五”建設的開局之圖。
商務部
落子“激發消費潛力”
日前，全國商務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在京召開。會議明確，2021年要緊緊圍繞構建新發展格局抓好幾項工作。其中第一項是“在促進暢通國內大循環方面，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注重需求側管理，立足擴大內需戰略基點，激發消費潛力，建設現代商貿流通體系，打通內循環堵點，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
談及內循環有哪些堵點，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付一夫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第一，近年來，我國居民杠桿率有所上升，進而制約消費潛力的釋放;第二，我國在民生領域的投資依然存在一定短板，包括醫療衛生、文化、體育、養老等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有待于進一步提升;第三，我國在芯片、半導體、工業軟件、航空發動機等高新技術領域的自主創新能力需要進一步提高，部分關鍵技術仍面臨著被“卡脖子”的風險。
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研究員趙亞赟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內循環的堵點，從供給側來看，主要還是技術和質量問題。技術提高了，產品質量上去了，消費者自然愿意消費。
對于如何激發消費潛力，打通內循環堵點的問題，付一夫認為，需要從三方面發力：第一，要繼續推進收入分配改革，著力繼續縮小收入差距，切實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以此來提高他們的消費能力;第二，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要妥善處理居民的養老、醫療問題，以此來解決民眾消費的后顧之憂;第三，要改善偏遠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優化商品和服務的供給質量，并規范消費市場秩序，優化消費環境，以此來激發國人的消費潛力。
談到資本市場如何助力內循環發展，蘇寧金融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何南野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從需求側來看，需要增加居民的財富收入，資本市場要更好地發揮財富管理功能，通過慢牛行情，為投資者帶來較好的投資收益，由此擴大消費能力和意向。從供給側來說，資本市場應進一步支持大消費類企業的上市和融資，促進大消費企業的做大做強，從而創造出更多符合居民日漸差異化需求的高質量產品，提升居民消費意愿。
趙亞赟認為，企業提高技術和質量，最重要的問題是資金，資本市場能夠幫助企業解決融資問題。同時，在加強監管的前提下，適當鼓勵產業基金的發展，進一步發揮資本市場引導產業升級的作用。
財政部
布局“實施積極財政政策”
2020年12月31日召開的全國財政工作視頻會議提出，2021年要扎實做好十項重點工作。其中，首項任務是“精準有效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推動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進一步完善并抓好直達機制落實，擴大中央財政直達資金范圍，提高直達資金管理水平。持續推進減稅降費，保持政策的連續性。用好地方政府專項債券，提高債券資金使用績效”。
“2020年，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撐，也為經濟快速恢復發揮了突出作用。”北京國家會計學院教授崔志娟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今年將精準有效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管理中，有助于結構調整并解決當前農業基礎還不穩固、民生保障個別領域存在短板等問題。
為應對疫情影響，2020年我國推出了新增1萬億元財政赤字和發行1萬億元抗疫特別國債的政策。這2萬億元中央財政資金首次實施特殊轉移支付機制，通過建立“一竿子插到底”的直達機制，為“六保”提供有力支撐。
中國財政學會績效管理專委會副主任委員張依群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2021年，中央財政會在總結2020年直達資金政策的基礎上，從制度建設和機制運行角度繼續深入研究直達資金效用，逐步將直達資金適用范圍擴大到一般性轉移支付和更多專項轉移支付資金方面，進一步規范直達資金下達、撥付、使用、績效等各環節操作規程，明確直達資金運行時限，減少資金在途占壓時間，規避轉移挪用延遲風險，通過制度機制提升直達資金運行管理效率，讓更多財政轉移支付資金發揮更大效力。
崔志娟表示，2021年中央財政直達資金范圍將擴大，在相應的管理機制上，建議對納入直達資金范圍的項目整體實行直達管理;同時，在財政資金直達機制常態化中，進一步優化直達資金管理的制度體系。此外，借助大數據平臺，強化直達資金的數據分析和線上監管。
2021年在推進減稅降費方面，張依群建議五方面發力：一是對原有減稅降費進行系統性梳理，適時有針對性地出臺稅費改革政策。二是消費稅、資源稅改革還會繼續深入推進。三是增值稅改革還應做進一步簡化優化，稅率還應進一步降低，研發經費稅前抵扣政策應更具有政策導向上的鼓勵性和操作上的創新性，扎實推動我國經濟轉型和高質量發展。四是從人才發展戰略和國際視野格局出發，進一步深化個稅改革，增強對高技術人才、尖端人才、緊缺人才的吸引力，用稅收手段激發高技能人才的創造力。五是從整體稅制格局設計上應實行精簡策略，兼并稅種，提升稅制的科學性和稅收效率，逐步提升更能有效反映經濟狀態和效益的直接稅占比。
2020年我國推出3.75萬億元新增專項債，對穩定經濟增長發揮了關鍵作用。對此，張依群表示，2020年以來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規模快速增加，對應對風險、托底經濟、補齊短板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項目滯后、資金閑置等問題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影響了地方政府專項債券效益發揮。2021年提高債券資金使用績效關鍵在于：要從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入手，合理設定地方專項債券發行規模，有效防控債券風險，切實保證財政可承受的可持續能力，保證債券能夠按期償付，堅決防止出現政府違約;同時，要從補民生短板角度，增強地方專項債券發行的針對性，切實發揮地方專項債券服務民生宗旨和公益屬性。
工信部
聚焦解決“卡脖子”問題
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全國工業和信息化工作會議在京召開。會議部署了2021年8項重點工作任務，其中“1號任務”是“推動基礎和關鍵領域創新突破，發揮科技自立自強對產業發展的戰略支撐作用，聚焦基礎技術和關鍵領域，大力提升制造業創新能力。精準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加快推進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完善創新產品應用生態”。
川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所所長陳靂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工信部將發揮科技自立自強對產業發展的戰略支撐作用放在首位，體現當下國家對科技發展的重視程度。此前召開的中央經濟會議提出未來需要解決的八大問題時也將“強化國家戰略科技”放在首位，表明科技發展刻不容緩。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加速國產替代、加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是大勢所趨，因此要實施好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程，盡快解決一批“卡脖子”問題。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李明昊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當前我國的制造業規模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但是產業鏈關鍵核心環節相對薄弱，特別是在核心基礎零部件和元器件、先進基礎工藝、關鍵基礎材料、產業技術基礎等方面，對進口的依存度高，產業基礎投入不足，許多產業面臨“缺芯”“少核”的窘境，因此需要通過精準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加快推進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解決“卡脖子”難題。
陳靂認為，排在首位的當屬芯片產業這一類“卡脖子”領域，監管部門也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政策，營造高端集成電路發展環境，減稅降費促進產業發展;國家也成立大基金對集成電路產業加大投入。此外，也要引導人才向產業流入，最終才能實現科技自立自強。
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12月28日，證監會主席易會滿表示，要把支持科技創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實發揮好資本市場在促進創新資本形成、激發企業家精神和人才創新活力等方面的獨特優勢。支持滬深交易所加快建設優質創新資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支持各類市場主體建立健全長效激勵約束機制，最大限度地調動創新發展的內生動力。
李明昊表示，隨著科創板、創業板注冊制的實施，大量具有高技術、高創新的新興行業、企業通過資本市場進行融資，快速發展，解決了科技創新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2021年，資本市場應著力支持5G、集成電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興產業鏈，推動產業鏈集群化發展，保證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
陳靂表示，科技的發展與金融是相輔相成、共同發展的共生關系。2021年，金融行業將發揮自身優勢，更大強度支持科技產業的發展，以科創板為例，在防控好各種風險的前提下，允許尚未盈利或存在累計未彌補虧損的企業在科創板上市，有利于幫助由于高速發展和擴張導致短期無法實現利潤的高新技術企業獲得直接融資，進而助推企業高質量發展。
國資委主抓增強
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
經濟生產環環相扣，產業鏈供應鏈無疑成為其重要支撐。《證券日報》記者注意到，自去年以來，圍繞“產業鏈供應鏈”的表述，已從稍早前的“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進一步升級為“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
去年底國資委召開的中央企業負責人會議，在部署2021年央企要扎實抓好的八方面重點任務中，就將其列在“1號任務”中。會議指出，中央企業要發揮優勢帶動構建新發展格局，立足國內大循環，擴大有效投資，發揮產業龍頭作用，切實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推動上下游、產供銷有效銜接、協調運轉，主動適應和創造市場需求。
國信證券高級研究員張立超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隨著國際分工日益專業化和精細化，跨國企業的全球戰略布局以及國際投資大發展，使得同一產品生產制造過程中的多道工序被分散至不同國家，國際產業鏈、供應鏈中的任何一環斷裂都可能導致整條產業鏈、供應鏈的癱瘓。
“疫情在全球蔓延，沖擊了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秩序，直接反映為商品通關速度的放緩、額外的認證要求或標準的提升，使得全球的供應鏈失穩，產業鏈斷裂風險上升。此外，產業鏈轉移帶來的影響也不容小視。基于上述背景，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實現國產替代、構建并完善自主可控的產業生態，是防范與化解產業鏈風險、保障產業鏈和供應鏈安全的核心部署，也是中國邁向科技強國的必經之路。”張立超如是說。
事實上，從去年的實際情況來看，面對疫情擾動，我國產業鏈和供應鏈還是保持了穩健發展。據國家統計局于去年底發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1月份至11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57445.0億元，同比增長2.4%，增速比1月份至10月份加快1.7個百分點。
“雖然我國在保持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方面成績顯著，但我國企業與產業發展也正面臨著來自國際產業鏈與供應鏈所帶來的‘斷鏈’壓力。”中國企業聯合會研究部研究員劉興國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因此，提高我國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增強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競爭力，已然成為當前的緊迫任務。
作為產業鏈供應鏈的實施主體，同時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力軍，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無疑被賦予重任。
在劉興國看來，中央企業提升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需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加快產業鏈關鍵技術突破，實現技術自主自立，突破“卡脖子”瓶頸;二是完善產業鏈供應鏈布局，確保可以實現產業鏈供應鏈的自主供應，確保即使遭遇斷供等突發事件，也能夠基本實現內循環;三是要加快優化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布局，制定“備鏈”方案，合理分散國際供應風險;四是要發展不對稱“對抗”能力，即在其他方面形成自己的優勢，比如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等。
張立超稱，對中央企業而言，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需要在補齊產業鏈短板、推動產業鏈從中低附加值走向高附加值的產業升級方面下功夫。具體來看，一方面要繼續加大研發投入，提升研發投入強度，優化研發投入結構，優化企業營商環境，強化產業比較優勢;另一方面要繼續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加強對產業鏈核心環節的研發突破，加大核心零部件、重要產品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力度，特別是在“卡脖子”領域要重點強化自主創新和基礎創新，推動產業鏈轉型升級。
與之不謀而合的是，上述會議同時強調，“十四五”時期，中央企業要牢牢把握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這一重點任務，努力打造一批行業產業龍頭企業、一批科技創新領軍企業、一批“專精特新”冠軍企業、一批基礎保障骨干企業，使中央企業真正成為主責主業突出、功能作用顯著、有力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