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浙江省杭州互聯網法院公開審理被告孫某個人信息保護民事公益訴訟一案。孫某在互聯網上公然非法買賣、提供4萬余條自然人個人信息，被判支付侵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損害賠償款3.4萬元，專門用于信息安全保護或個人信息保護等公益事項，并向社會公眾刊發賠禮道歉聲明。經最高人民檢察院確認，該案是《民法典》實施后，國內首例個人信息保護民事公益訴訟案。
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中，在人格權編專門用了一個章節共8款條文，對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作出法律規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國一直高度重視個人信息保護，從各層面加大保護力度。從《民法典》到《數據安全法(草案)》《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陸續出臺，我國關于個人信息保護法治建設穩步推進。在監管層面，2019年1月，中央網信辦、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場監管總局4部門聯合發布《關于開展App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專項治理的公告》，并成立“App專項治理工作組”，App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專項治理工作在全國范圍內不斷推進。
盡管如此，個人信息保護領域仍存在不少問題。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2019年中國網民信息安全狀況研究報告》顯示，77.7%的被調查網民遭遇過信息安全事件，但在遭遇過信息泄露的網民中，高達47.5%的網民選擇置之不理。何以“置之不理”?不是他們覺得個人信息保護不重要，而是即使發現個人信息權益遭受侵犯，他們也無可奈何。若走法律途徑進行訴訟，不僅會面臨取證難題，還會承擔較高的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致使訴訟收益很低，最終難以達成有效維權。
公民在個人信息權益遭受侵害時維權主動性和積極性不高，在一定程度上會縱容違法行為，而行政處罰、刑事追究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難以實現以點帶面的綜合治理效果。這樣一來，圍繞個人信息的非法收集、使用、買賣就變得愈發猖獗，甚至形成灰黑產業鏈，嚴重侵擾公民生活安寧、破壞社會公共秩序、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此類案件受害群體廣泛，成為人民群眾關注度高、反響強烈的社會問題。
由此看來，找到一條成本低、效果好的個人信息保護途徑，非常必然和重要。從目前國內的司法資源看，公益訴訟具有延伸性的社會治理張力，可以調動諸多手段，協同多個部門，為公民個人信息保護提供一條卓有成效的路徑。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提出建立檢察公益訴訟制度至今，經過多年探索和不斷完善，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在環境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成績斐然，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與認可。在個人信息保護領域引入檢察公益訴訟，在一些地方已有較為成功的司法實踐。文首案例就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當然，個人信息保護公益訴訟司法實踐過程中，不能單打獨斗，要調動各方力量，形成“公益訴訟+跟進監督+治理建議+專題調研+協作機制”的個人信息閉環保護模式，切實維護民眾的合法權益，有效治理非法獲取個人信息用于商業營銷甚或違法犯罪的市場亂象。
目前，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已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審議，并正在公開征求社會公眾意見。該草案第66條規定：“個人信息處理者違反本法規定處理個人信息，侵害眾多個人的權益的，人民檢察院、履行個人信息保護職責的部門和國家網信部門確定的組織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這就在法律層面明確了個人信息保護公益訴訟制度。隨著下一步該法的通過生效，相信當前個人信息保護維權難的狀況將會得到很大程度的改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