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許曠 王際凱 實習生 梅思源

1911年10月10日，一聲清脆的槍聲，劃破武昌城的天空。

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勢，結束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打開中國進步的閘門，成為中國人民前進道路上的偉大里程碑。

回首風雨如晦的年代，聆聽革命先行者的足音。今天，辛亥革命志士后裔們仍時常感懷，當年先輩們為了革命，以生命、青春與熱血，開啟了“亞洲的覺醒”。

悠悠歲月，滄桑巨變。革命先輩留下的精神遺產，仍然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動力。

當機立斷第一槍，拉開武昌起義大幕

“在我的印象中，爺爺是一個很剛強、耿直、低調的人。”10月8日，71歲的熊永鑄對湖北日報全媒記者說。

熊永鑄的爺爺熊秉坤，是著名的辛亥革命志士。1911年10月10日，作為湖北新軍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共進會代表的熊秉坤，對空連放3槍，率部占領楚望臺軍械庫，打響了武昌起義的第一槍。

武漢市武昌區紫陽路18號，原本是一個四合院，是熊秉坤的老宅。在這里，熊永鑄和爺爺一起生活了19年。

熊永鑄說，爺爺平時很低調，以至于自己在讀小學四年級時，才知道爺爺是個“了不起的人”。

“讀小學時，老師和同學都知道我是武昌起義‘第一槍’熊秉坤的孫子，我感覺很自豪。”熊永鑄說，這種自豪感，延續到現在。

1959年，湖北省軍區通知熊秉坤陪同外賓參觀武昌起義舊址，并介紹情況。熊秉坤回到家后，家人提出想去看一看，熊秉坤答應了。

“那是爺爺第一次帶我們去看武昌起義舊址，到了工程營營房、楚望臺、起義門、烈士祠。在工程營的營房，爺爺對我說‘這里就是工程營，爹爹（武漢話，意為爺爺）曾經在這里當過兵，這里就是武昌起義發難的地方’。”熊永鑄說，此后，自己才慢慢通過回憶錄、相關文獻了解爺爺的經歷。

國家強大、人民幸福，是辛亥革命者們的夢想。

“振興中華”！1894年，孫中山先生在《興中會章程》中發出吶喊。

“當年，爺爺他們這些革命志士，冒著被殺頭的危險參加革命，是因為他們知道是為‘除去數千載之專制，俾我同胞得游泳于共和團體之中’，以及‘將見政治日新，國勢日強，何難雄視全球，與歐美并駕齊驅，轉為極強極盛之大國’。”熊永鑄說。

如今，爺爺早已故去，熊永鑄也多了個身份——武漢辛亥首義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熊永鑄介紹，研究會是首個致力于辛亥首義史研究的地方愛國社會團體，會員有100多人，絕大多數是辛亥革命志士的后裔。

“繼承先輩遺志、發揚辛亥精神，是我們共同的心聲。”熊永鑄說。

今天，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已經實現全面小康。

“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安居樂業，相信這一定是我們的先輩所期望的。”熊永鑄說，只要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指日可待。

學生軍徹夜守藩庫，銀兩分文未少

“祖國尚未統一、同志仍需努力！我們要傳承與弘揚辛亥革命精神，為祖國和平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繼續奮斗。”10月8日，湖北省政協委員、辛亥革命志士后裔盧綱對湖北日報全媒記者說。

作為辛亥后裔和黃埔后代，兒時起，盧綱就聽祖父輩講述家族的光榮。

外曾祖父朱鈞參加過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祖父盧立群參加過北伐和大革命，主持建設紀念辛亥革命的首義公園。

盧綱回憶，外曾祖父朱鈞作為學生軍，在起義當晚，參與了攻打總督府的戰斗。占領位于武昌長街的官錢局和藩庫后，他和學生軍戰友們一起留守于此。

“藩庫打開后，讓人非常震撼，大量銀票、銀元、銀錠等錢物存放于此。”盧綱說。

官錢局和藩庫是清政府在湖北的金庫，里面存放著大量的錢物。第二天，起義成功后，指揮部派人來驗收，清點后發現，一兩銀子也沒有少。

“在那樣一個槍林彈雨的夜晚，誰也不知道明天會怎樣。但那些首義士兵們對唾手可得的銀錢，沒有任何私心。”盧綱說，先輩們的一腔憂國之情和一顆報國之心，讓人敬佩和感動。

起義軍最初多路受阻，他們想起了事先約定“舉火為號”的炮兵。

“當晚11時左右，需要在總督府附近點火，為起義炮兵指引炮擊方向，敢死隊士兵紀鴻鈞自告奮勇報名。”盧綱說。

紀鴻鈞身背兩桶洋油，冒著槍林彈雨沖向總督府。當他沖進總督府簽押房，把房間四處澆上洋油，退路已被機槍封鎖。

“為了減少進攻人員的傷亡，早點讓炮兵找到目標，紀鴻鈞毅然決然點燃大火，自己卻葬身火海，隨后炮手蔡漢卿開炮打中督署。”盧綱說。

蔡漢卿16歲從家鄉洪湖老灣鄉到省城打工，后在同鄉引薦下入伍，因表現出色，升任排長。

“火光中，起義軍把炮架到蛇山上，爺爺瞄準總督府方向，連開三炮，打中督署。”蔡漢卿之孫、辛亥首義研究會理事蔡大章回憶起爺爺當年的英雄之舉，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1938年武漢淪陷前，面對日寇收買，蔡漢卿誓死不當漢奸，變賣家產，輾轉入川。抗戰勝利后，他才回到武漢。

“爺爺去世時，我還沒出生。我會教育后代，傳承愛國主義精神，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蔡大章說。

老報人百余冊日記本，記錄時代巨變

“這一段寫到的，就是父親對辛亥革命的評價。”10月8日上午，73歲的胡香生翻開《辛亥武昌起義前后記》，對湖北日報全媒記者說。

書中寫著：癸卯（1903年）以后，革命之說大興，不數年而促成武昌起義，從此共和觀念深入人心。雖有袁氏竊國、張勛復辟，莫能動其始基。然無新民主主義革命之徹底勝利及社會主義革命之磨續進行，又何由見辛亥革命之具有績效也哉。

該書作者朱峙三，胡香生的父親，是一位經歷了辛亥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建設的老報人。

朱峙三是湖北鄂城縣達明鄉（今鄂州市鄂城區）人，從武昌師范學堂畢業后，考入兩湖總師范學堂。朱峙三畢業那年，武昌起義爆發。

武昌起義成功后，朱峙三成為湖北軍政府內務部書記官、革命機關報《中華民國公報》編輯員。1912年受軍政府委派，他到黃安縣（今紅安縣）任書記官并兼理司法，在那里與董必武相識、交往。因與新政府中的舊官僚格格不入，朱峙三投身教育界，在湖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當教習，與陳譚秋等人共事，培養了許多進步青年。

“父親一生酷愛寫日記，日記本有100余冊，記述了自清朝末年直至新中國成立他所親見親歷的時代巨變，也記錄了一個愛國知識分子不斷轉變的心理歷程。”胡香生說，父親在世時，經常跟自己講起那段當報人的經歷，講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

胡香生介紹，武昌起義時，父親病重，已回鄉養病。

關于那一段歷史，朱峙三在日記中寫道：忽又聞槍聲亂發，密如連珠，繼聞有大炮聲似在兩湖頭門外者。驚疑不定，或者軍隊盡變歟？革命黨已起事歟？又著急病未愈，何日可歸？心煩甚，至不能寐，而堂外長街上槍聲未斷也。

新中國成立后，朱峙三應邀擔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兼文物整理保管委員會委員。

祖輩振興中華的夢想，一直流淌在后輩的血液中。

“我的孫子今年10歲，喜歡看我父親的日記，也喜歡問。只要他問，我就講。”胡香生說，希望下一代接過接力棒，聽黨話、跟黨走，矢志不渝為民族復興偉業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