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開欄的話

書房是最好的學區房。

人文周刊今起推出“大家書房”系列。在這里，你可以跟我們一起走進院士、社科名家、資深教授、出版社社長、作家、學校校長、優秀班主任、模范家長的書房，在大家的藏書和閱讀史中尋找靈魂生長的健康密碼。

《文化苦旅》曾經是中國文化界的“超級爆款”，余秋雨先生曾因此獲得“超級暢銷書紀念獎杯”。該書也是眾多讀者書房的必藏品。今年適逢《文化苦旅》出版三十周年，那就請我們從余秋雨先生、湖北省文聯名譽主席沈虹光和文學教授、年輕作家王曉英的文字里，一起回溯30年前的文化旅程。

《文化苦旅》出版已經三十年了。今天這一版，帶有紀念性質。

三十年來，這本書的印刷量，實在無法統計。

有趣的是，經常有不少重要人物拿出早已讀舊了的這本書要我簽名，我一看，幾乎都是盜版。據有關部門早年的調查，此書的盜版本，是正版的整整十八倍。

面對這么龐大的讀者群體，我為自己作為一個華文作家而深感自豪。滄海星辰般的黝黑眼神，注視著自己筆下流出的那一些漢字，這是世上其他文字的寫作者無法想象的盛景。

然而這種自豪又牽連出了一種心理虧欠：我一直沒有把這本書的背后故事告訴讀者。以前總認為文本就是一切，文本之外的事情即使再重要，也只該藏在作者心底。現在看到幾代讀者超常的熱情，就明白自己不必那么矜持。那些重要的背后故事其實也是《文化苦旅》的一部分，很多讀者可能都愿意聽聽。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被推舉為上海戲劇學院院長，還擔任幾所著名大學的博士學位答辯委員會主席。本來，我很可以在這樣的位置上延續風光，安適度日，卻遇到了一個精神裂谷。

就在這時，我讀到了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對中國的論述。羅素曾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到中國考察，當時的中國，備受欺凌，一片破敗，讓人看不到希望。但是，這位哲學家卻說：進步和效率使我們富強，卻被中國人忽視了。但是，在我們騷擾他們之前，他們還國泰民安。

說實話，讀到“在我們騷擾他們之前，他們還國泰民安”時，我有點鼻酸。因為這個判斷恰恰來自于那個向中國發動鴉片戰爭的國家，這個論點重新描繪了歷史圖譜。

其實羅素對中國歷史了解不多，卻顯現出如此公平的見識。這種態度具有巨大的誘惑力，催促我必須為自己的文化做一點事。

于是，我決定擺脫已有的名譽地位，辭職二十三次終于成功，單身來到甘肅高原。當時宣布的目的是“穿越百年血淚，尋找千年輝煌”。

若有可能，我還想在文化考察中來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羅素說“如果中國愿意，它能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民族”？

要說服自己和別人，理由必須感性、具體的，而不能用套話、大話自欺欺人。因此，我獨自在沙漠里行走，去尋找一個個偉大的遺址。而且，首先必須是文化遺址，因為羅素說了，“文化最重要”。

尋找遺址，就像拉著一批批不信任我們的人來到曾經發生過事情的現場，用實地、實景、實跡，讓他們不能不駐足。

多數遺址一定已經荒落，那就給過去的偉大加上了悲愴。悲愴的偉大更加偉大，因為它們承載著歷史的重量。

我會在偉大和悲愴之間不斷掂量，看看有哪些遺址還能讓今天的中國人心頭一熱。

終于，在一間間鄉村小旅館，我用竹竿圓珠筆開始記述。一些今天的讀者非常熟悉，而當時的讀者大多陌生的地名，如都江堰、鳴沙山、莫高窟、西域喀什、上京龍泉府、黃州赤壁、青云譜、承德山莊、寧古塔、平遙票號、天一閣、岳麓書院、西江苗寨等等，一一鄭重地出現在我的筆下。

隨之，拜水文化、西域文化、魏晉文化、石窟文化、晉商文化、藏書文化、書院文化等等，也逐一被勾勒。與這些文化相關，我又恭敬地請出了許多飄渺的身影。

這些地點，這些文化，這些身影，以前雖然也有史籍論及，但幾乎都沒有被完整地描述過。這也就是說，我完成了一次首創意義上的文化踩點。這些點，埋藏著中華民族的精神穴位。

我在尋找這些點的過程中，往往既驚訝，又含淚。相信多數華人讀者也會有近似的心理反應，因此我寫作時采用了一種心靈對話的詩化文體。唯有詩化，才能把歷史、遺址、作者、讀者一起帶入一種難舍難分的至美境界。

當這些在小旅館寫的文章以《文化苦旅》的標題在巴金主編的《收獲》雜志發表并出版后，形成了遠遠出乎意料的轟動。驚人的印刷量，那還是指大陸，而更讓人詫異的，是全球華文世界的超常熱情……

當年出行，是為了尋找古代的腳印。現在，又要尋找當年的腳印了。

這本書，就是三十年前的腳印。

突然想起我寫的幾句詩，與這些腳印有關——

路途荒涼，

我無鞭無韁，

卻聽到遠年的馬蹄細碎，胡笳低響。

唐詩的斷句總有點涼，

原來沙地都是未化的霜。

其實我大半輩子的人生路，都是這樣走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