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湖北省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啟動擴權賦能強縣改革，推行‘縣直報省、省直達縣’，下放行政權力120余項，縣市區獲得更大發展自主權。”縣域國土面積超過全國90%，人口超過全國70%，GDP超過全國50%。正所謂，“郡縣治、天下安。”縣一級在組織結構和國家政權結構中處在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湖北省開啟擴權賦能強縣改革可以說意義重大。

目前，中國的行政層級從縱向上可以劃分為五級，即：“中央—省—地級市—縣—鄉”，“市管縣”體制為發揮城市集聚效應，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統一協調發展發揮了重要成效。但也必須看到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要實現“縣域經濟”在壓力之下的“率先突圍”，過往的治理經驗難以回答嶄新的發展難題。“擴權強縣”被重新納入治理工具箱，正是湖北省破冰縣域發展的一次勇敢嘗試。

“擴權強縣”是基于深厚歷史實踐經驗的改革。“擴權強縣”并非是一個嶄新的事務，從1953年開始至今，浙江省一直實行“省管縣”的治理方式，并且經歷了自92年至今合計5輪成功的擴權強縣改革。具體做法是省級政府將收入考核、轉移支付、財政結算、項目申報等直接到縣級政府，地級市的預算內財政收入僅限于地級政府所在市，與轄區內的縣沒有對應結算關系，其核心措施可以概括為人事和財政分權到縣。這些舉措一方面極大調動了縣政府發展地方經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另一方面“省管縣”帶來的重大績效增強了浙江省探索制度創新，推動權力下沉的自信心。根據浙江省財政廳公布統計數據計算，1992—2017年期間，浙江25年來同比增長率平均值接近20%，截止2020年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分別連續第19年和第35年榮膺全國各省區第一。當然，浙江縣域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不能完全歸因于擴權強縣的體制創新，但這一舉措對縣域經濟發展起到的關鍵作用是不可置疑的，其為全國縣域治理所提供的治理范式和經驗值得實踐和學術界研究和總結。

“市管縣”模式難以完全適應時代發展。原有一級政府一級財權與事權的分權原則，難以應對“統籌城鄉發展”，構建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信息工農城鄉關系的改革趨勢。具體而言，“市管縣”下，行政管理鏈條過長，層級節制過多，公文批轉在各個層級多部門間往返，行政效率低下。《21世紀經濟報》曾報道，揚州下轄的江都市反映當地建設一個萬噸級碼頭需要國家、省、市29個部門審批，正常審批時間長達一年。另外，受限于經濟實力，地級市僅憑自身財政收入往往不足以維持自身的運轉和進行城市建設，一方面市對縣的帶動作用并不明顯，常常出現“小馬拉大車”的問題，另一方面地級市處于行政級別的優勢地位，極有可能出現侵占縣經濟利益的傾向，從而導致城鄉矛盾。綜上，市管縣模式已經步入需要進行反思和調整的階段。

“擴權強縣”是破除當前行政管理模式制約縣域經濟發展之冰的有效路徑。湖北省委書記應勇指出“深化擴權賦能強縣改革，是促進縣域經濟發展、抬高湖北全域高質量發展底板的重要舉措”。“擴權強縣改革”下放的經濟社會管理權限，能夠增強縣級政府對本地經濟社會發展的調控能力。在省縣直達的語境下，縣級政府能夠因地制宜履行職能，能夠使決策和管理更加貼近基層實際。其次，伴隨行政管理層級的減少，行政審批環節和程序相應的會發生精簡，這使得縣級政府能夠更直接和迅速地為市場主體和社會公眾提供公共服務，這不僅有利于行政工作提速増質，更契合時下“優化營商環境”的發展需要。更為關鍵的是，縣級政府“財政省管”的背景下，縣級政府由于有了“源頭活水”，更有動力和底氣對本地區科教文衛等各項事業進行投資建設，而且隨著縣級經濟的改善，省里可以集中的財力也會相應提升。從發展全局來看，“擴權強縣”不僅大有可為，而且不得不為。

自“十四五規劃”開啟以來，“縣域經濟”逐漸成為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焦點，特別是2021年發布的一號文件更是賦予“縣域”這一空間概念賦予無比重要的歷史性地位。“浙江經驗”為湖北省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鑒的改革范本，但是浙江經驗有著獨屬于自己的政策實施土壤。對于湖北而言，如何實現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成功“復現”，而非他人經驗的盲目“照搬”，需要我們在“擴權強縣”的改革過程中不斷思考、穩步向前。

稿源：荊楚網

作者：何澤塬（武漢洪山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