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連州市內的劉禹錫紀念館里的劉禹錫雕像。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中唐時人，祖籍中山（今河北省定縣）。世稱劉賓客、劉尚書，著有《劉賓客集》，白居易贊其為一代詩豪。早年與柳宗元并稱“劉柳”，晚年與白居易又號“劉白”。歷代文人史家評價劉禹錫時，總說他是唐代杰出的詩人、政治家、哲學家，多偏重其官職與文學成就，而他精通醫術的一面卻鮮少為人所知。事實上，劉禹錫不僅在詩文方面有高深的造詣，他對中醫藥學也頗有研究，具有較深的醫學功底。而他對醫學的貢獻，主要在于他謫宦連州（今廣東省連州市）刺史時完成的方藥專著——《傳信方》。

擔任連州刺史，書詩文重教化

(資料圖片)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王叔文的改革失敗，劉禹錫作為改革參與者，被貶為連州刺史，未至復貶為朗州司馬。元和十年（815年），劉氏與柳宗元等被召回京，因作詩而“執政不悅，復出為播州刺史”。幸有御史中丞裴度以劉禹錫的母親年邁為由幫其說情，又有好友柳宗元愿李代桃僵，與之交換，最后改授嶺南連州。

連州位于五嶺南麓、連江上游，唐宋以來，與韶州、廣州并稱“嶺南三州”。唐朝時，連州遠離都城長安，屬“三湘最遠州”，文風未開。劉禹錫在連州任刺史期間，對連州的教化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他認為要振興“荒蠻之地”，必須興文重教，開化州民：一是通過詩文創作，啟蒙州民心智，他留有《插田歌》《莫瑤歌》《連州臘日觀莫瑤獵西山》等作品，以俚歌的形式歌詠連江城下淳樸的民風民俗。二是通過宣傳連州文化，提升當地知名度，如《連州刺史廳壁記》《海陽十詠》等詩歌，描寫連州美麗的自然風景，提高連州的影響力。三是執教講學，促進嶺南人才發展，如《贈劉景擢第》就記述，當時連州無文士能進士及第，直到劉禹錫任職連州時，連州方出第一個進士劉景。明代弘志年間連州知州曹鎬撰寫《舊志序》，就記載道連州風氣之變，是在劉禹錫貶謫連州時才開始。可見，劉禹錫對連州的貢獻巨大。

心系百姓，編著救民醫書《傳信方》

劉禹錫在連州期間多有建樹，也深入鉆研醫學。他憑借多年的經驗和積累，編寫了《傳信方》，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南方瘴氣之苦，深得連州甚至嶺南人民的喜愛。

劉禹錫從小體弱，幼時就愛好醫學。他先后研讀了諸多醫學書籍，也學過切脈等中醫技能和藥石之法，加之常年遭受貶謫，經歷瘴氣之苦，對醫學研究相當深刻。在連州刺史任上，他常與柳宗元通信討論醫學，與薛景晦通信請教醫方和“藥焙法”。此后他應薛景晦之請，編集《傳信方》二卷：“余為連州四年，江華守河東薛景晦，以所著《古今集驗方》十通為贈，其志在于拯物，余故申之以書。”《傳信方》的成書初衷是薛景晦的拯物之志，同時，劉禹錫也指出感于“病則委千金于庸夫之手”，可見，此書編寫的目的是拯救疾苦，普濟眾生。

《傳信方》共有五十多個處方，因每方劑都試用有效，故取名為“傳信”。全書內容全面，集方治病廣，有著較高的實用價值。從治療范圍上來看，涉及內科、外科、皮膚科、眼科、口腔科、婦科、兒科等門類，有治小兒熱瘡的亂發雞子膏方、治月經病的案紙燒灰方、治青盲內障的羊肝丸方、治口疳的薔薇根方、治療皮膚病的蘆薈濕癬方、治痢諸方及補肺丸、治霍亂的鹽湯方、治赤白痢疾的鵝鴨肝方等。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治蟲咬蛇傷的藥方與綜合急救療法，以及一些關于傳染病的治療處方，也有一些方子診治諸如蚰蜒入耳等較為特殊的病癥，牽涉相當廣泛。就藥物選取而言，《傳信方》十分重視“一物足療病者”“取諸屑近”，講究藥材的藥味精簡和方便獲得，講求價格便宜和奏效迅速，即所謂的“簡、便、廉、驗”，體現出劉禹錫用藥專精的醫學思想。在藥方療效方面，《傳信方》十分強調“信”字，劉禹錫自述書中所載五十余方“皆有所自”，無論是采自民間、宮廷抑或是前人的方書，都是親測有效的。也就是說，所載藥方都經過了臨床實踐的考驗，尤其針對南方瘴氣取得了很好的療效，有些藥方還以醫案形式特意記載下了病者的姓氏、地域等，甚至還有劉禹錫自身患病服藥的記錄，可信度極高。

可以說，《傳信方》無論是在藥方的收錄上，還是在醫療實效上，皆體現出了劉禹錫編撰此書的醫者仁心思想。《傳信方》發行之后，為連州人民帶來了先進的醫學知識，亦對嶺南中醫藥文化的弘揚貢獻良多。

古方傳世，弘揚嶺南中醫藥智慧

劉禹錫重視醫療實踐，博采眾方，取諸家之長，深入群眾，拜能者為師。在治療上，劉禹錫不僅注重臨床實踐，還提倡“醫拯道貴廣”，強調不斷創新、靈活運用的重要性。同時，他十分重視藥物炮制，主張合理用藥，充分反映了“于藥石不為懵”的醫家態度。

唐以后的許多醫籍方書，對《傳信方》里的藥劑屢有引用。諸如蘇頌的《圖經本草》，蘇軾、沈括的《蘇沈良方》，唐慎微的《證類本草》，許叔微的《本事方》以及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等，都抄錄了《傳信方》中的方劑。雖然《傳信方》備受推崇，但自元以后卻散佚民間，逐漸湮沒而不傳，佚文散見于醫學類著作中。直到20世紀50年代，學者馮漢鏞經過三四年時間的搜集和整理，依照古人的方書，將《傳信方》逐一輯出，最終輯成《傳信方集釋》一書，1959年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發行，使人們能夠重新看到這部醫學著作。

《傳信方》在唐宋以后一直受到醫學界的重視，還得以在國外廣泛流傳。日本的《醫心方》、朝鮮的《東醫寶鑒》等，都收錄了《傳信方》中許多行之有效的方劑，為中外醫藥交流作出了貢獻，也為進一步研究我國古代醫藥學的發展與普及提供了較為豐富的歷史史料及理論依據。此外，這部醫學書籍的文學性較強，用文學的語言表現醫學的內容，集文學與醫學于一體，成為文學與醫學緊密結合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