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冬末，安妮·埃爾諾和丈夫買下一臺攝像機，此后的近十年里，這臺攝像機記錄了他們的家庭生活和旅行經歷。直到1982年，安妮·埃爾諾與丈夫離婚，攝像機被丈夫帶走，濃縮過去這十年經歷的膠卷留了下來，安妮·埃爾諾成為它們的“監護人”。

電影《超8歲月》劇照

【資料圖】

2022年，這些膠卷被安妮·埃爾諾和兒子制作成電影《超8歲月》，在當年五月份舉辦的戛納電影節上首映。五個月后，發生了那件人盡皆知的事，安妮·埃爾諾被評選為第119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瑞典學院給出的獲獎評語是：“她以勇氣和敏銳的洞察力揭示了個人記憶的根源、隔閡和集體限制。”

在這部電影里，影像中的私人記憶、制作者本人從影像本身發散至公共記憶與時代變化的旁白，幾乎都可以看作安妮·埃爾諾寫作脈絡的顯影。在她近五十年的職業生涯里，她從不忌憚將私人經歷和她所成長的那個年代的社會圖景作為寫作的藍本。

1940年，安妮·埃爾諾出生在法國一個名叫利勒博納的海濱城市，后來她跟隨父母搬到伊沃托。在這個小鎮的工人街區，父母開了咖啡館和雜貨店，她在這里度過了剩下的童年時代。在當地的一所私立天主教學校學習時，安妮·埃爾諾遇到了很多跟自己出身不同的同齡人，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成長于工人家庭的自己與他人的隔閡，這種階級差異所帶來的自卑和疏離感成為她之后文學創作的母題之一。

安妮·埃爾諾

成年之后，安妮·埃爾諾先是前往倫敦當了一段時間保姆，回到法國后分別在魯昂大學和波爾多大學就讀。1967年，她成為中學教師，教授法語，實現了父輩對下一代的期望——脫離了工人階級，步入了在她眼里象征智識和品味的中產階級。也就在這一年，安妮·埃爾諾的父親去世，父親的離世后來促成了她的第四部作品《一個男人的位置》。

至于她的前三部作品，1974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說《空壁櫥》以她在1964年經歷的一次非法墮胎為原型，講述了一個女孩的成長經歷。1977年出版的《照他們說的做》和1981年的《一個冰凍的女人》講述了跟自己同樣來自工人家庭的女主角如何在工作和婚姻的幫助下擺脫了出身。這三部小說構成了安妮·埃爾諾早期的自傳體三部曲。

1984年，安妮·埃爾諾出版了關于父親的作品《一個男人的位置》，她對寫作的看法有了變化，她剔除了自傳體小說中的虛構成分，開始完全按照真實的記憶記錄父親的過往。這也是為什么她不再認為自己是小說家，甚至不再把自己的作品視為小說，她稱自己是“自我的民族志學家”。在這部作品里，她努力嘗試從更客觀的角度講述父親，審視父親與自己在階級身份上的變化，這種變化很大程度上構成了她痛苦的根源和寫作的初衷之一。她的目的很明確：“我要以我的父親為主題，寫他的生活，寫我年少時期與他的隔膜，而這種隔膜其實是一種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隔膜，但它又是極其特殊的，不可言傳的，就像不得不分手而又情思不斷的那種愛情。”

安妮·埃爾諾的父親出生在雇工家庭，早早輟學在農場主手下打工。一戰后，父親從部隊退役去工廠，在那里認識了作家同樣出身底層的母親，婚后，他們開了一間咖啡雜貨店，從工人變成了商人，生活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回想自己的童年生活，安妮·埃爾諾寫，“我與寄宿學校里的學生相比，真的是不能說穿得比他們差，當地農民的女兒或是藥劑師的寶貝心肝們有的東西我都有”。

然而物質上的成功并不能掩蓋父親因為出身底層、沒受過教育所帶來的自卑。父親害怕外出時出丑，他不會寫“已閱并同意”只能用“要待證明”代替，在認為是重要人物的面前，父親總是很羞怯，不敢提出任何問題，擔心別人對自己的看法。

這種根植于身份和成長背景的心理狀態隨著安妮·埃爾諾的成長越發明顯。試想一下，一個智識匱乏的父親有一個讀私立天主教學校的女兒，他發現自己的女兒開始會講正統的法語而不是方言，并開始糾正他的發音，他的自卑和失落感也隨之放大。而對于當時的安妮·埃爾諾來說，當她在學校接觸到出身優渥的孩子，面對你喜歡爵士樂還是古典音樂這個問題時，她的內心感受與父親是一樣的。

或許是因為對階級身份深刻的探討，《一個男人的位置》在當時廣受好評，并為安妮·埃爾諾贏得了次年的勒諾多文學獎。1987年，安妮·埃爾諾以同樣的方式，在母親去世后寫下關于母親的作品《一個女人的故事》。

作品從母親去世寫起，安妮·埃爾諾記錄了母親在貧困的單親家庭里長大，先后在不同的工廠里當工人，從小獨立讓母親養成了粗暴且不服輸的性格，在成家之后，母親的這種性格為家庭帶來了改變——正是在母親的提議下，他們家有了咖啡雜貨店。

與《一個男人的位置》不同的是，安妮·埃爾諾在這本書里表達了對母親強烈的情感依賴，她寫道“母親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母親的去世使我用另一種目光來看周圍的世界，甚至人們那些習以為常的活動也開始讓我不理解了”。

另一方面，安妮·埃爾諾也提到自己在成長過程中逐漸與母親“割席”。她開始抗拒母親暴躁的性格以及過分的愛和指責在自己身上的影響，轉而關注時裝雜志里的女性以及同學們的母親——那些太太們沒有母親粗魯的講話方式和不文雅的舉止。但無論如何，在遠離母親的同時她總會意識到她們是如此相像，這一點讓她痛苦不堪。她們成為彼此精神上的階級敵人，卻無法擺脫同樣的家庭背景下早已捆綁在一起的束縛。

1993年，安妮·埃爾諾的第六本書《簡單的激情》記錄了她和一名已婚外交官的戀情。1997年的《恥辱》是對成長過程中一些瑣碎記憶的展露，如書名總結的那樣，這些記憶都跟恥辱感有關。同年，她的另一本書《我留在黑暗中》講述了母親患阿爾茲海默癥的那段時期。她寫于2000年的《正發生》在2021年被改編成電影，區別于安妮·埃爾諾第一本以墮胎為主題的小說《空壁櫥》，《正發生》沒有虛構的成分，她忠實地回憶了自己非法墮胎的經歷。

電影《正發生》劇照

由此來看，安妮·埃爾諾的個人風格是顯而易見的，它是極度私人化，幾乎以自我冒犯的姿態出現在讀者眼前。這種風格讓人想起當代另一位甘愿將自己的生活事無巨細地披露在紙上的作家——寫出六本《我的奮斗》的挪威作家卡爾·奧韋·克瑙斯高。而安妮·埃爾諾之所以將自己稱為“內心世界的流亡者”，或許是因為她需要通過寫作來理解并分析她與父母、與過去和當下世界的關系。在《一個女人的故事》的開頭，她引用讓·熱內：“我大膽做一個解釋：當一個人成為背叛者之后，寫作就是其最后的依靠。”

即便這個過程似乎并不順利，在難以從寫作和生活里找到一塊自留地后，作家被迫成為自己口中的流亡者。

私人化的寫作風格只能代表安妮·埃爾諾的一面，作者之外的她還是左翼知識分子、女性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她曾公開支持2018年的法國“黃背心”運動，反對以色列針對巴勒斯坦的殖民暴行。這些身份在她的作品中又表現為對法國社會、公共記憶和文化的記錄與探討。

出版于2008年的《悠悠歲月》大概是安妮·埃爾諾最負盛名的作品，拿到了當年的瑪格麗特·杜拉斯文學獎，英譯本入圍了國際布克獎。在這部作品里，安妮·埃爾諾通過一張張照片，勾連起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當代，整個法國在個人和集體層面遭遇的變革，其中不乏法國抵抗運動、阿爾及利亞戰爭、五月風暴等重大事件，也包括墮胎合法化、性解放等關乎女性命運的運動。

這段歷史也順應了安妮·埃爾諾的成長經歷，因此這部作品里的許多部分都直接來自她的生活。但安妮·埃爾諾沒有將這些記憶歸之于“我”，而是以“我們”代替。這也是許多評論推崇她的原因，即是她在這部作品里創作了一種“無人稱自傳”，一份“公共日記”，從而引起一整代法國人——尤其是法國女性的共鳴。像現任法國總統馬克龍對安妮·埃爾諾獲獎表達敬意時所說的：“五十年來安妮·埃爾諾一直在寫一部關于我們國家集體和親密記憶的小說，她的聲音是女性自由的聲音，也是本世紀被遺忘的聲音。”

回到電影《超8歲月》，你可以更直觀地感受到安妮·埃爾諾如何將個人記憶與集體歷史結合。那些粗糙又私密的影像絕大部分都出自安妮·埃爾諾的前夫，他記錄了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安妮·埃爾諾本人，兩個年幼的兒子，以及一家人在歐洲大陸旅居過的不同城市。多年后，作為畫面里的主角之一，安妮·埃爾諾重新為這一切加以評注。她時常將話題引向七十年代的歷史與政治，她也追憶畫面里已經消逝的人，自己的母親和祖父母，站在攝像機背后的前夫，包括孩子的童年和曾經的自己。

而她對這些影像的定義是如此簡潔和準確：“快樂而帶有一種暴力的色彩……是從我們的生活中剝離出的一種新的時間類型。”這似乎也可以用來形容她的寫作，用真實的、根植記憶的語言，從她和我們的生活中剝離出時間，制成放置在真空里的永恒標本，供早已失去它們的人反復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