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皮、水杯、書包……從初一下學期到初三上學期，林宇的東西總是莫名其妙地消失，然后出現在消防柜、椅背、黑板頂部，甚至是廁所里。每當他感到焦頭爛額時，“鬧劇”的始作俑者便會向周圍同學炫耀：“看，他又被我耍了！”

很多年后林宇才意識到，那時的自己遭遇了校園欺凌。林宇雖然在初中時就讀于重點班，但由于在班內成績落后，有些自卑，鮮少發脾氣，甚至有點“討好型人格”。鬧劇剛開始時，他選擇“退一步海闊天空”，然而忍讓沒有換來欺凌的消減，反而漸漸地發展成為日常。林宇也有過反抗，對方偶爾“消停”兩天，不久又變回老樣子，最終林宇不再反擊。他回憶：“如果當時我的脾氣硬一點，結果可能會不一樣”。

日前，教育部等部門聯合印發的《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明確提出，要重點關注面臨學業就業壓力、經濟困難、情感危機、家庭變故、校園欺凌等風險因素以及校外實習、社會實踐等學習生活環境變化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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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人際關系狀況與學生的身心健康息息相關。校園欺凌不論對欺凌者還是被欺凌者，都容易產生消極影響。那么，校園欺凌是否存在普遍規律？我們能否通過找到其中的共同點，加以規避，從而減少欺凌事件的發生？

有人認為：“在校園霸凌事件中，欺凌者一定察覺到了被欺凌者心中那種被強烈抑制的攻擊性”。心理咨詢師嚴藝家表示，這個觀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從精神分析發展心理學的角度看，‘不鬧脾氣’可能意味著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沒有很多空間去學習建設性地表達內心，包括攻擊性在內的負面情緒；欺凌者往往習慣用破壞性方式去表達攻擊性及負面情感。”她表示，在后者的眼中，前者就像“小綿羊”一般好欺負。

嚴藝家總結，具有以下3種特質的孩子更容易成為被欺凌對象：一是在肯定的聲音中長大，父母往往會夸贊其“好帶”“不怎么發脾氣”；二是習慣被安排生活，缺乏獨立做主和說“不”的能力；三是身心常年遭遇粗暴對待，漸漸習慣被持續侵入身心邊界的體驗，并在人際關系中無意識復制這種關系。

在心理咨詢過程中，湖北省心理衛生協會理事賈洪武曾接觸過不少遭遇過校園欺凌的孩子，其中一部分的確有抑制自己攻擊性的傾向。

“有的孩子接受了‘反暴力’教育，但不明白該在他人侵犯到何種界限時反擊。”賈洪武曾開導過一個信奉“和平主義”的孩子，他在學校經常被惡意騷擾。這個孩子雖然生氣，可出于強烈的道德感，他不愿以激烈的方式反擊。接受心理咨詢后，他激烈地反抗了一次，才讓自己脫困。

“還有的孩子，家庭條件不太好，或是留守兒童、離異家庭子女，認為自己無法獲得良好的保護，不愿與人起沖突。”賈洪武接觸過的另一個小孩家境貧寒，父親自小便和他強調“要夾著尾巴做人”，因為“家里沒地位、沒關系”，對被欺凌也持息事寧人的態度。這讓孩子養成了討好他人、回避矛盾的性格，遭受欺凌后甚至抗拒、害怕與人交往。

然而，賈洪武不認為被欺凌和抑制攻擊性傾向之間存在必然聯系，“遭受欺凌的孩子也有沒有壓抑攻擊性的，只是他們沒有反擊成功的能力”。在賈洪武看來，遭受欺凌的孩子大多具備三個特征：缺乏良好的人際關系、發育較晚以及無法及時得到家庭的援助。其中，人際關系是最主要的因素——被欺凌的孩子常常孤立無援。賈洪武曾見過一個小學時期多次轉學的小孩，因為有些“土氣”，常被欺負。欺凌者人多勢眾，他不敢反抗，而作為轉校生，他與其他孩子不熟悉、沒有交情，也沒有人站出來制止欺凌。

對于習慣抑制攻擊性的孩子，嚴藝家希望他們能夠覺察并承認自己的負面情緒，樹立邊界，打造更安全的成長環境，同時也可以向信任的人傾訴，避免陷入習得性無助的境遇。

賈洪武鼓勵孩子積極發展自己的同伴關系，避免落單。同時，及時解決同輩間的小矛盾可以將欺凌扼殺于萌芽，讓潛在的被欺凌者及時脫困。對于已在遭受校園欺凌的孩子，要第一時間嚴肅告知父母、老師，尋求家庭和學校方面的援助與保護。

賈洪武認為，家長平時除了加強對孩子的思想教育，鼓勵孩子積極建立社交關系，還應認真傾聽孩子在校的故事，在可能發生欺凌時探究真相。

“老師在發現潛在的校園欺凌時，也應第一時間去核實情況是否屬實，采取行動幫助學生脫困。”賈洪武曾接觸過一個老師，他在得知欺凌事件后，將雙方喊到辦公室，分別了解情況，接著為兩人澄清欺凌的不義、不利。他要求兩人在班級里公開和解，并承諾未來不再有類似的行為，否則便將欺凌事件升級到校長、家長處理。很多年后，兩位同學感嘆：“多虧了老師當年的調解”。

“學生一般會懼怕老師的權威，有能力的老師若能第一時間介入，很多欺凌便可能盡早被解決。”賈洪武表示，如果遇到老師無法調節的欺凌問題，由家長出面協商，若再無果，便應報警、尋求法律武器的保護。

（應受訪者要求，林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