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杭州市第十三次黨代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打造活力迸發的新天堂”。其中，“全力打造長三角金南核”成為重要一環。事實上，自去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發布以來，實現共同富裕成為繼長三角一體化之后，黨中央賦予浙江的又一重大使命，也成為浙江新發展階段的重要歷史機遇。

為此，筆者提出，應立足浙江省現有數字經濟發展優勢，通過構建長三角數字經濟產業鏈及其生態，充分發揮數字經濟要素流動性強，土地依賴性弱，網絡效應明顯的特征，發揮其在促進就業、溝通城鄉、統一市場等方面的作用，并最終實現長三角一體化和共同富裕的雙重目標。就杭州而言，杭州既是浙江省的省會，又是長三角南翼城市群的核心，同時又兼具“數字經濟第一城”的發展優勢。因此，在借勢長三角一體化，助推共同富裕中，更應發揮出首位城市的作用，努力成為長三角南翼核心增長極。

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的關系

從時間上看，浙江省借勢長三角一體化，推動共同富裕的時期，正好也是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窗口期。從條件關系上來看，數字經濟作為浙江省發展的特色經濟類型，既是浙江省與滬蘇皖進行產業合作，實現均衡共享式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衡量長三角一體化進程與共同富裕實現程度的重要表征。

更重要的是，數字經濟發展本身的特征也與共同富裕以及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高度契合。根據廣義的數字經濟定義，數字經濟中所涉及的產業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信息通信技術部門(簡稱ICT部門)和其他與信息技術相融合的傳統部門。技術的創新首先發端于ICT部門，之后擴散與應用到其他部門。因此，數字經濟除了研發數字技術相關的產業之外，更多時候意味著對傳統部門的改造與升級。

從產業經濟學的理論角度來看，數字經濟具有三個顯著特征，一是所謂的“俱樂部產品”屬性，即當新的信息技術被開發出來時，只要繳納一定的“會員費”便可以使用這項技術，會員之間可能存在競爭性，但不具有排他性，也就是俱樂部成員人人都可享用這個技術。因此，數字經濟的發展往往跨越多個產業，形成廣泛的發展基礎與市場需求，這與共同富裕消除兩極分化和貧窮基礎上的普遍富裕要求不謀而合。

二是具有典型的網絡效應，即使用同一種衍生應用場景的人數越多，市場規模越大，新加入成員所要承擔的成本就越小，而所有成員的收益都會隨著使用人數的增加而增加。數字經濟的規模發展到了一定階段之后，具有自我增殖的慣性，因此，也是實現“先富幫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之一。

三是數字經濟核心的技術和產品的研發周期很短，產品與商業模式的更新換代非常快，市場競爭異常激烈。在一段時間內，會存在“贏家通吃”現象，甚至產生壟斷企業。但同時又因為產業的生命周期很短，“贏家”如果不能率先淘汰自己的產品(勞務)或商業模式，則會迅速失去市場，成為“輸家”。因此，數字經濟領域將始終保持非常高頻的創新，形成實現共同富裕的效率基礎。

長三角一體化過程中的浙江數字經濟

長三角地區的市場化程度較高，ICT部門企業的創新，很快就能轉換成市場信號，并通過網絡效應鼓勵更多的企業加入數字經濟的浪潮，以應對新的競爭，并逐漸在長三角形成數字經濟的產業鏈網絡，且在政府層面得到了積極的響應與支持。可以說，幾乎在數字經濟初見端倪之時，長三角的各級政府就迅速啟動了相應的政策。其中既包括了扶持數字產業、重視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推進數字區域合作等相對宏觀的政策，也包括了集聚與培育數字人才，引導土地、資本等向數字經濟集中等較為微觀的政策。時至今日，這些政策已初見成效。

長三角是阿里巴巴、京東、拼多多等世界級電商的總部所在地，也是螞蟻金服、陸金所、菜鳥等全球領先的獨角獸企業所在地，圍繞這些數字經濟巨頭，依賴于基礎設施的不斷改善，長三角正在逐步形成全球領先的數字經濟區域分工網絡，并逐步確立起在數字金融、數字貿易等領域的產業優勢。根據《中國城市數字經濟白皮書(2020)》顯示，長三角的上海(1)、杭州(5)、無錫(7)和寧波(8)的數字經濟的綜合實力都在全國前十之列。其中，上海在數字技術與產業融合方面，遙遙領先于長三角其他城市，而無錫則以數據及信息化基礎設施見長。而在前十名中擁有杭州和寧波“雙子星”的浙江，在城市服務與城市治理方面顯示出了雄厚的實力。

當然，長三角的數字經濟發展仍存在著一些問題，總的來說，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數據作為數字經濟的核心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長三角數字經濟價值鏈網絡仍在形成中。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正是數字技術形成網絡效應，帶動全社會發展，促進長三角一體化與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環節。二是“數字鴻溝”依然存在。“數字鴻溝”是數字化手段帶來的主要弊端之一。城鄉之間、群體之間、機構之間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數字鴻溝”，對長三角一體化的推進與實現共同富裕產生了極大的障礙。因此此次黨代會中提出了推進“交通互聯、產業互融、民生互通”正是注意到了這一點。

對借力數字經濟推動共同富裕與長三角一體化過程的幾點建議

一是圍繞“高質量”發展要求，以創新為核心，在長三角打造上下聯動，供需雙贏，創新活躍，空間協同的數字經濟產業鏈。從建立共性技術平臺、人才共享平臺、創業共贏平臺等環節入手，構建以企業為主導，產學研用合作的數字經濟創新網絡，建設跨界交叉領域的創新服務平臺，夯實長三角數字經濟發展，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

二是要強化數字技術與市場的聯動，提高數字經濟發展政策的驅動力，優化長三角數字經濟產業生態。綜合運用財政、稅收、金融等經濟性杠桿和法規、標準、科技、教育、人才、考核等非經濟性政策杠桿，營造“引得來”“留得住”又能高質量發展的數字經濟產業政策環境，強化適合創新生態體系搭建的政策供給與要素供給。

三是平衡地區間數字基數設施建設水平，彌合地區間“數字鴻溝”。通過提高農村、山區、海島等欠發達地區互聯網的接入率與可達性，結合浙江省在數字治理和數字服務等領域已有的經驗，讓欠發達地區也能享受發達地區的數字公共服務，填平地區間“數字鴻溝”。

四是要規范數字化手段的運用，平衡數字經濟的網絡效應，以提高數字治理推動共同富裕的效率。應盡快立法，明確數據擁有者、使用者和管理者間的責權利，引導建立數字經濟領域產品與服務的標準和規范，應對數據濫采濫用引發的社會公共問題，從治理和監管層面與市場、其他政府部門實現有效協同。

(黃潔)